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以至清末民初，禾山瘟疫连连不断。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896—1898年）之间连续爆发鼠疫，“死千余人”，“严重时一天死者竟达50余人”；“宣统元年（1909年），赤痢、天花、霍乱、鼠疫流行”。禾山乡民缺乏科学常识，愚昧的人们把瘟疫归罪于“风水不好”，远走他乡。对待麻风病，就是把患者丢弃在偏僻的地方，任其自生自灭，算是最原始的“隔离”。

到了民国，西风东渐，科学的防疫抗疫手段逐步被接受。

1935年10月，禾山“热病”流行，区长王儒林延请中山医院医师到后坑一带采血化验，检出系患“恶性疟疾”。医师建议“今后欲预防此种疾病，亟需领导乡民，切实灭蚊，俾免蔓延”。（《禾山旬报》1935.10.11）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市政府在江头设立“禾山卫生事务所”，开始有了管理禾山卫生事务的机构。

1946年起，禾山鼠疫、疟疾、脑膜炎、虎疫（霍乱）等来势汹汹，禾山卫生所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禾山疫情肆虐

强迫注射

1946年5月，高崎发现鼠疫患者9人，“卫生事务所据报，即派医师偕同女护士赴该社施救”，救活5人。“卫生所长以日来禾区鼠疫日见严重，非加紧防治，势将传染各社，乃一面下乡宣传防疫，一面呈请市府拨付大量疫苗及经费”。（《星光日报》1946.5.26）

其时，禾山人对于注射疫苗还不自觉，不得不采用“强迫”手段。

禾山卫生事务所以“禾山无卫生常识，染病日重，赤贫居多，无力就医，故分函各保协助强迫防疫注射，以期根绝疫魔，贫民患病者可由保长证明，免费施诊施药”。（《星光日报》1946.6.21）此时，禾山浦口发生天花，也是强迫注射牛痘。（《星光日报》1949.6.16）

除了强迫注射疫苗，对于传染性极强的鼠疫，还采取封闭、隔离措施。这些措施，无疑都是对的。

禾山蔡塘保发现鼠疫后，卫生事务所所长、护士“携带DDT及疫苗到该保普遍消毒，强迫全保住民防疫注射，并将发现鼠疫住户消毒后即予封闭隔离。须经（一）星期后再经消毒始可开放。（《星光日报》1947.6.4）

疫苗用完

可是，疫情还在蔓延之际，疫苗却用完了。卫生所不得不“吁请热心者募款赠（捐），救救禾人！”（《星光日报》1946.6.29）

自备煤油

鼠疫、天花过后，9月，疟疾又起。

为防止疟疾流行，禾山举行大扫除，“需要（用DDT）消毒者，可自购煤（汽）油”（进行配置）。（《江声报》1946.9.20）村里社恶性疟疾流行，全社惶惶不安，禾山卫生事务所“嘱该社自购煤油数桶，定今日以DDT消毒杀灭蚊虫，以杜蔓延”。（《星光日报》1947.2.14）

《江声报》1946.9.20

《星光日报》1947.2.14

飞机喷洒

面对由蚊虫传播的疟疾，当局出动飞机喷洒消毒，这大概是禾山有史以来最可观的一次防疫行动。据《星光日报》1946.10.4报道：“上午十时起，英（国）战斗机一架，由高崎机场起飞，环绕禾山各乡后，旋即降落。至午后三时，该机继飞经安兜、枋湖、穆厝、西潘、湖边各社。每至一村落，即低飞喷散滴滴涕。但因风大，未竟全功。由五通飞返高崎机场。”

出动飞机，疟疾还是没有停息下来。到了1947年春季，“禾山寨上、殿前、村里、徐厝又有恶性疟疾流行，死亡十余人。虽经市卫生当局及省防疫厦门分队联合到地救治消毒，疫症曾见稍寂，但未根本除绝，致复蔓延”。（《江声报》1947.2.16）

“撤、复”风波

消毒、注射、救助病人，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946年10月，却传来设在江头的禾山卫生事务所“奉命撤并到市区浮屿”的消息。这立即引起禾山乡民的极大震惊。禾山区“民代会”、禾山区农会为民请命，联名向市政当局交涉：“请求将禾山卫生事务所仍设江头中心地点，以救济禾区贫病民众。”第二年2月，当局允准禾山卫生事务所“恢复成立”，仍设在江头。（《江声报》1946.10.20、1947.4.12）

《江声报》1946.10.20

《江声报》1947.4.12

层出不穷

1947年2月，五通霞边有人患脑膜炎“不及五六小时而死，全社惶恐”。（ 《江声报》1947.2.16）不过一个月时间，“禾山脑膜炎猖獗，几遍各社落，自疫症发生治兹，不治而死者，已有两百余人”，“ 日来传染益剧，大有不能遏止之势，目前乡人都戒备不敢外出。”彼时禾山全区 仅29000余人，一下子200余人死于脑膜炎，事态严重。禾山区公所向旅菲华侨薛安然募得大批药品，“通饬各保甲长，按户至区领取药品，以做预防治疗，冀杜疫蔓延。”（《江声报》1947.3.28）

1948年底，吕厝禾光小学爆发天花，“经禾山卫生事务所派医予以全校预防种痘后，乃告敛迹”。不料江头又发现天花患者，禾山卫生所主任杨梁模医师到住地诊视，患者“遍体溃烂”相当恐怖。“为恐蔓延传染，立令家长将患者车送厦门隔离医院”。江头街民众咸起恐慌，一日内到卫生所种痘300余人。但是该所疫苗有限，“特请禾山区公所令催各保募款购（疫）苗”。（《江声报》1948.12.27）为防止天花流行，疫苗费用“由保长先行垫交”，禾山卫生事务所“负责另派医师巡回各乡强迫民众种痘，以求普遍，俾资遏制天花蔓延”。（《江声报》1948.12.18）

1949年3月间，禾山天花、麻疹卷土重来……（《江声报》1949.3.14、3.17）

演戏酬神

疫情此伏彼起，难于断绝。有人就归结于得罪了神明所致，愚昧的闹剧跟着登场。

“寨上社连日发生恶性疟疾、肺炎流行症，已死亡数人”，“该社以为触犯厉疫，是以演剧酬神，耗资不小”。（《星光日报》1947.2.6.）何岭保“一班神棍乩童遂乘机敛财，抬神游境，触目可见，耗费金钱不少，且有乡蠹提倡演戏酬神之举以扫疫氛”。（《江声报》1949.3.19.）

《星光日报》1947.2.6.

《江声报》1949.3.19

消毒、大扫除、注射疫苗、服用药剂、封闭隔离、送隔离医院，甚至出动飞机，旧禾山的抗疫，艰辛曲折但毕竟是走上了科学之路。从中折射出来的制度落后、能力有限、药物匮乏、民众钝愚，已经成为历史的投影。

反观今天的抗疫斗争，强大的制度优势、雄厚的物质基础、充分的医疗资源、万众一心的人民，回顾70多年前面对疫情的恐惧、迷茫、挣扎、无奈、不禁要感叹时代的巨变。

解放后，设在江头的禾山卫生所任命书（转自厦门“手绘地图”）

经黄国富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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