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记」

月港大海商许心素”鸿渐“祖籍考

明天启末年，风光一时的月港航海大贸易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这夕阳不再的节骨眼上，最后一位操控月港贸易大权的大海商许心素也即将被后来的海贼王郑芝龙所杀所并。从此，厦门湾的贸易中心也随着这两个人物的权力交接由月港转移至安平了。

作为明末厦门湾拥有极大分量的海商，许心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官商代表，他不同于后来亦商亦盗的大海贼以商人的投机眼光经营着海权争夺的事业，而是利用黑白两道既有的规则游离在利益最大化的边沿。两种模式的不同，既有人物性格局限，又有时代背景的约束，前者代表的是漳州月港模式，后者则是泉州安平规则，故而，在后来的很多时候，人们更乐于将许心素描述为漳州海商，尽管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充龙、鸿渐位置图

本文拟通过曹履泰《靖海纪略》对许心素的间接描述，考证出许心素的真实籍贯：虽属泉州府同安县，但更是实实在在的月港人。

曹履泰于天启五年(1625年)考中进士后，即赴任同安知县，任职长达五年，期间刚好经手许心素、杨六、杨七、李魁奇、郑芝龙、钟斌等海商/海贼大闹厦门湾的剿抚过程。待其离任后，他将五年内所作的各类办公书札整理成册，遂成了今天足以还原明末厦门湾史实的《靖海纪略》。

曹履泰初上任时，厦门湾军事上的最高长官为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儿子、率军将荷兰人驱除出澎湖的总兵俞咨皋。而作为俞咨皋的心腹和明朝钦授的把总，许心素通过一系列手段，成功地控制了月港的贸易大权。此时，杨六、杨七尚未就抚，曹履泰便已经调查到他们与许心素私下的密切来往，也正因为这层关系，才使得曹履泰坚持不懈地“跟踪”许、杨三人，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心素祖籍地的重要信息。

在《答朱抚台》中，曹履泰称，“今素与杨禄(六)等，俱在充龙地方同室而居，招兵五百余名，扃户自卫，擒之亦不易”，其后又补充到“昨心素有到城中买米者，职缉之甚严，已将包修者，现在枷示。近日闻其窘手，又求接济于漳矣” 。许心素既然派人去城内买米，那么此城应是其所居的中心区，或同县或同府，因后文已有“漳”，可以肯定该城不在漳州。结合上下文，显然许心素与杨六“同室而居”的地方就在曹履泰坐镇的同安县域内。其中的地名“充龙”，以明末的背景，大概率是当时常见于西方人各类笔记的“通事”(翻译)名产地“充龙社”，即今漳州市角美镇金山村充龙社，旧属同安县。

当然，单纯从这条记载我们还无法确定充龙地方就是许心素的家。曹履泰在另一篇文《上朱抚台》中补充道，“杨禄与策，俱在许心素家，总镇提之不出，闻心素招兵自卫”，前后两句相印证，显然许心素的家就在“充龙地方”。只是，某某“地方”仅说明了所在的大致区域，并非特指充龙一社，其具体的位置还需要其他佐证信息。

许心素有一次男，名曰许一龙，因许心素独霸月港的关系，他考中了漳州府学的生员，曹履泰在《上熊抚台》中将其描述为“巨奸恶种，造谋叵测”，其原因为“(许一龙)勾引李魁奇契子叶我珍，聚集散归伙众，置造器械，非一日矣”。于某月十五日，许一龙在家中设酒款待叶我珍等百余人，宴后，他将家属转移至我珍的船上，然后“领贼数百，从陆至沈宅地方，攻打石兜土堡”，此处的沈宅，即今角美镇锦宅村，石兜即与锦宅比邻的石厝。沈宅虽属同安县，但实则夹在漳州龙溪、海澄二县之间，与之有陆地相连者，属同安县域者，仅有东北部的角尾和东孚片区，东南部的龙池片区。结合充龙的备选方位，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将许家缩小范围至沈宅以南的龙池片区。

在《上熊抚台》的后半段内容，许一龙攻城失败后，即随我珍的船只逃去，曹履泰追赶不及，只好就近到许家所在地，“速着族长带领通族人追之”。另外，在《上陆筠修司尊》一文中，曹履泰也就许心素被郑芝龙杀害一事，“行票着伊家属跟要”，“刻下已取许姓通族与其里邻公结申府，或可据此结局”。由此可知，许心素家并非独门独户，而是有人数不少的许氏聚族而居。遍观龙池片区各社，以许为姓者，自明迄今，仅与充龙社相邻的鸿渐(旧称鸿渐尾)一社，显然许心素的祖籍地及世居地便都在鸿渐，即今漳州市角美镇鸿渐村鸿渐社。

回归许心素的活动范围，在行政区划上，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漳州府海澄县和泉州府同安县；在地域上，主要为九龙江出海口及厦门西海域，即明隆庆以后所谓的“月港”，相当于今日的漳州市龙海区、台商投资区与厦门市海沧区、思明区。许心素的祖籍地、居住地鸿渐社也位于该区域，故称其为“月港”人，又因其地为同安县积善里辖地，故称其为同安人。而鸿渐社，除了许心素外，也有不少海丝印迹，如拥有全国唯一的一座郑和庙，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祖籍地，世界非遗“送王船”在漳州的代表点等。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