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记」

月港航标圭屿塔始建年代考


题引:在福州第44届世遗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正式成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趁着这股热潮,有人也提出一种可能,作为宋元泉州的延续,“漳州:明代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否有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参与世遗的申请?愿望是美好的,如果能成真,何乐不为。只是,以泉州世遗代表性遗产点为参照,漳州在文物留存和保护上,路尚远,力犹不足。

如港口航标,泉州的六胜塔历经千年稳如泰山,而漳州月港的航标圭屿塔,区区400年,连踪影都不曾见到。这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四百年来,战火带来的不太平让这里的陆海古迹变得弥足珍贵,于是,我们所能凭吊的,无非是纸上谈兵罢了,诚如本文拟研究的课题:月港航标-圭屿塔的始建年代当为几何?

圭屿边上繁忙的嵩屿码头

《厦门志》卷二载,“圭屿在厦门西,澄、厦今界处,屹立海中,状如龟浮波面,故一名龟屿。隆庆间置城,万历间建塔,后俱毁。今塔重修矣。”

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厦门志》,把圭屿塔的前世今生基本都概括了,“万历间”建塔,后损毁,“今”重修。据《诰授朝议大夫华亭许君墓志铭》载,“(道光)九年,署漳州府事…建太武、圭屿二塔…十年,回厦门任,值巡道倪公卒,代行道事…未三月,复署漳州府事…明年,修城垣,其二塔、书院皆落成”。

由此可知,清末民国时期,尚被记录在案且曾被拍下遗照的那座圭屿塔,便是许知府重修的结果,该塔始修于道光九年,建成于道光十一年,前后历经三年。重修年代追寻尚属简单,但始建年代可就有些困难了,至少截止本文前,笔者尚未获得确切年代。前些天与方碧勇兄论及此事,便萌发考证始建年代的想法,这次便抽空研究比对了一番。

圭屿建塔的重要性,除了为繁荣一时的月港正名外,在当时的百姓心中还有不可忽视的“风水”情节。

海图中的圭海位置

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四“丛谈•遗事”载,“澄邑初建登第者多而金紫者少…迩年以来风气日盛,每起家至大官,黄金横带,在处相望,或谓圭屿建塔之效”。然而,就是这么一座举邑瞩目的名塔,她的建成,竟然没有存世的竣工碑记,甚至在建塔后不久成书的崇祯版《海澄县志》也未有相关文章收录。笔者以为,若不是碑记作者身份存有瑕疵,定然不会出现这么矛盾的结果。于是乎,我们只能从同时期张燮、周起元等当事人一些事前、事后的记录作为时间推断的依据了。

《东西洋考》卷九之“内港水程”载,“圭屿,屹立海中,为漳之镇,邑人御史周起元力请当道建塔其上,并构天妃宫、文昌祠、大士阁,监司郡县悉捐俸佐工,诸商亦共襄盛举,涛门澎湃顿尔改观,近又以海宼微警,筑复旧城并设逰兵以固”。另《大清一统志》载,“万历四十五年重筑石城,广二百余丈,设兵防守,天启二年红夷巨舰由鹭门入迫圭屿,知县刘斯(土来)又筑铳城数垜,后皆为贼所毁,屿遂荒废”。二者比较之下,张燮笔下所谓的“海宼微警,筑复旧城”即一统志所说的“万历四十五年重筑石城”,而圭屿塔及圭屿城的损毁,当是天启二年荷兰夷入侵后的某次或某几次海贼入侵后的破坏。

如此看来,圭屿塔及配套的天妃宫、文昌祠、大士阁的建设,当在万历四十五年之前。而他们的建成,与周起元关系最是密切。特别是建塔的启动资金,基本上是在周起元的号召下筹集到的。

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志”中收有周起元为建塔所作的《圭屿建塔募缘疏》,文中提及建塔的参照年月,“以去岁某月诹吉鸠僝,因高就胜,骎骎乎有凌霄之势矣”。只可惜,文中未留有落款年代,以至于我们无从知晓“去岁”当是何年。但文中也说到建塔之议的来龙去脉,“今十城陶明府博采芻荛,以屿当建塔,耸秀地灵,请于景源袁使君主持宏议,特允所请,刻期经厝”,明府即知县,使君即知府,这两个人便成了追溯年代的侧面参照。

崇祯《海澄县志》海澄地图中的圭屿塔

查乾隆《海澄县志》,明万历年间的陶姓知县,仅嘉兴进士陶镕一人,其任期始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终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查康熙《漳州府志》,明万历年间的袁姓知府,亦只有宜春进士袁业泗一人,任期始于万历四十年,终止年不详,但按其后任者汪康谣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任诸暨令、户部郎、临清令推算,袁业泗担任知府的终止年代应不晚于万历四十四年;再依笔者整理的周起元年表,从其告病归乡的万历四十二年,到升任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的万历四十五年,三位圭屿塔倡建经办人员的共事重叠年代为万历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此即圭屿塔始建年代的可能区间。

就在周起元升职准备离乡时,好友丘懋炜在漳州人盛情邀请下为他做了一篇颂文,名曰《周侍御绵贞先生颂德碑》,原碑现存衙里社周氏家庙,碑石腐蚀严重,字迹斑驳难以辨识,好在原文被完整记载在崇祯《海澄县志》中。文中有提到很关键的圭屿塔信息,“公既贵,屡请于受事南服者,捐资鸠工营塔其上,芻建大士阁及天妃宫,断烟孤屿变作辉煌之观。君百计营综,如缔家事,工甫及半而寇省试魁,南宫擢大庭者,连翩颺去,则所就不诬耳”。此句大概就是前文所说圭屿塔具有好风水传闻的源头,其中“工甫及半而寇省试魁”最具时间价值,查崇祯《海澄县志》卷八“国朝乡举”,从万历三十七年到天启元年,高中福建解元者仅有为万历四十三年的甘汝挺。

由此,圭屿塔始建时间便可缩窄至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

再结合崇祯《海澄县志》卷七“城堡”所载,“万历乙卯(四十三年)众议建塔九级,邑人周起元主议成之”,便可确定圭屿塔始建年便是万历四十三年。该年,周起元在完成了修建祖祠、重葬父母等家事后,终于腾出时间为家乡百姓做点贡献,事件发展符合历史记载的各个节点和脉络。

至于圭屿塔的建成时间,则需另外推敲。

崇祯《海澄县志》卷七“城堡”还有记载补充,“近因洋船不利或有疑此塔为龟上带箭”,于是就在塔建成后不久,人们又谋划在圭屿上增建大士阁、文昌祠和天妃宫,意图以佛、儒、道等建筑改善其风水。为此,张燮做了《圭屿建塔后更建佛阁及文昌祠、天妃宫募缘疏》征集更多的资金。此外,张燮也曾在塔成之后,与海澄陶知县等若干好友相约游塔吟诗,如郑爵魁作有《题圭屿塔呈陶令君》,张燮本人也将这些诗编列成集,自做序为《陶明府建塔圭峰诗序》。

综合以上,塔成之时,陶知县尚在任内(终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故可大胆推测,圭屿塔建成时间应为万历四十四年。因为大士阁、文昌祠、天妃宫建设期间,圭屿又迎来了建城大事,而三者之间的时间间隔极短,这有助于我们对各段时间进行相对合理的推断。

乾隆《海澄县志》之蒋孟育《圭屿建城设兵记》载,“署郡司李萧公、邑大夫傅公故尝留心圭屿者,先是士大夫于屿建浮屠、立精舍,所需不赀,两公捐锾甚奢,以供缔构,功未竣而城守之议适与期会,遂力起赞决之,而合以成其壮图…鸠工于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四月而告成于戊午(万历四十六年)二月”。

如果说,圭屿建塔、建庙是周起元等士大夫起头的民间自发行为,那么万历四十五年因海事紧张而在圭屿建城设兵便是实实在在的官府行为。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圭屿城开建时大士阁等还未完工,那么圭屿塔的建成更可确定为万历四十四年了。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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