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记」
漳厦蜜月期的形成,始于龙同海结盟
说到厦门,人们总是忘不掉她最早的身份: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挂姓泉州,让跻身市级单位的厦门颇为尴尬。但我们从厦门市行政中心历史上位置的变化,其实就可以看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厦门从漳泉二元体系中破茧而出了。从地处东西溪交汇的同安县城,到偏居鹭江之滨的厦门城,再到筼筜湖畔的滨北,厦门一直在脱离东边的泉州,而紧紧向西边的漳州靠拢,这便是厦门能成为闽南第三城的依据:拥抱漳州,让厦门破而立。
提到厦门,我们得从其前身同安县说起,提到漳厦的亲密,又得从龙同海联盟说起。
虽说同安处于漳州的辐射范围内,但自从同安县设立以来,泉州强大的经济实力,却能牢牢地将同安锁在自己的圈子内。那时同安的产业,大都围绕着泉州的海洋经济布局和展开,如同安窑系珠光青瓷,产地遍布同安县各地,其货物不管是走陆路还是海路,最终都与泉州海运衔接上,故而在元代以前,同安的“漳州”属性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甚至,整个漳州也走着和同安相近的路数。
同安的特立独行,从明代开始凸显。
导火索在于泉州海洋经济链条的断裂及海外寇乱的抬头。闽南从海洋贸易重镇转变成海防前线,沿海的军事防御布局已经无法完全依照行政区划展开,而只能以自然形成的海湾为基本单位。于是乎,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湾、东山湾等大湾区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地方文化,在军事协同作用下成了各湾区的优势文化。最要命的是,到了明中期,以月港为代表的漳州,居然蓬勃发展了。那时的漳州附郭龙溪县,人口总数已经攀升至闽南第一、全省第二,有人口的支撑,又有对外搞经济的门路,九龙江流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同处一湾的同安,自然也随着九龙江的崛起而混得风生水起,从此,同安的“泉州”元素日趋弱化,彼此间的隔阂也开始显现。
以湾区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月港时代愈发发力。人们为了经济利益,集合在厦门湾的大旗之下,尽管彼此间存在着矛盾,但还不至于撕破脸面,那时比较大的势力,如海澄系的颜思齐、同安系的许心素、安平系的郑芝龙等都是厦门湾的代表。然而随着月港经济的破灭及闽南地区时局的动荡,湾区经济不再存在一呼百应的龙头,人们开始各立山头、各自为政。泉州湾的晋江、惠安和南安组成泉州三邑,厦门湾的龙溪、同安和海澄组成跨府的龙同海联盟,东山湾还处于诏安县的范畴尚可自完,三支势力若隐若现,依稀成型。他们兵分三路同向拼搏:向南来到荷兰人、葡萄牙人占领的巴达维亚和马六甲;向东来到台湾和西班牙人占领的吕宋;向北来到江南和日本。
月港的失落,无形中加速了厦门岛的崛起。大量的龙同海人涌入厦门岛,他们有的深耕其中,有的以之为跳板南下、东向、北上。其中有一支从事商业贸易的龙同海人,早在明清之际便在还未开埠的上海县扎营立寨。据民国《同安县志》记载,上海“龙同海会馆”系龙同海商人合资共建,始于何时不得而知,只知自上海设立租借以后,龙同海会馆公产价值大涨,总价高达六七十万,他们每年的慈善支出数以万计。龙同海会馆在议事中心“泉漳别墅”的左右设了冢墓、屋舍供旅居上海的龙同海人使用,对于常住者,还开设乡音学校、小学、中学堂等,设施之完备俨然故乡缩版。除了上海之外,在苏州,龙同海人也创建了“泉漳会馆”,可见龙同海人抱团之诚、实力之雄。
各湾区之间尽管都是漳泉之人,但不同的势力却难以精诚合作,甚至也曾大打出手。在台湾,泉州三邑人为了抢夺码头资源,携手进攻同安人,从而制造了惨痛的顶下郊拼事件;在槟城,以龙同海人为主导的福建人,精诚合作,垄断了槟城的大部分事务,在他们建立的福建公冢中,却排斥诏安籍和汀州籍的福建人。总之,在明清的初始时期,不同湾区的人,彼此间都存在强烈的排他性,直到清朝晚期,那些已经失去故土意识的离乡人、南洋土生华人才慢慢淡化湾区的隔阂,逐渐接受以籍贯和姓氏血缘为纽带的各种会馆和公司,而龙同海也慢慢地融入漳泉乃至福建的扩大组织中了。唯有处于原乡的同安,在龙同海的基础上,渐行渐远,从而产生了厦门市这样的中间城市。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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