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记」

从潘振承到海沧渡头，再到后月港时代的终结

潘振承，字逊贤，号文岩，外国人也常称之为“潘启官”(官为闽南人对成年男子的敬称)，生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死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葬文圃山。时值清朝如日中天的盛世，潘振承能在广州赚下不菲家业，于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他的籍贯来说，却是一个历史机遇转换的必然与偶然。

潘振承世居同安县积善里白崑阳保栖栅社(俗称潘厝社，今属漳州市龙海区白礁村)，虽名为泉州府同安县，但潘厝却是夹在漳州府龙溪县、海澄县之间，地地道道的明代月港组成之一。月港的繁荣，主要倚仗九龙江口百姓铤险通番的胆魄及吕宋西班牙人太平洋帆船贸易的渠道，只是受荷兰人、东南海盗及清朝、郑成功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月港贸易在明末清初即戛然而止，不复当年了。而那些早已习惯了月港贸易模式的闽南商人们，却没有因此断了商业之路，他们在辗转中重新在广州找到了商机，潘振承“由闽入粤、三贩吕宋”的经历便是后月港时代闽南商人在广州十三行发家致富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潘振承玻璃画，@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尽管后来的潘振承富可敌国，但其在家乡的印迹，除了规模不小的潘氏古大厝和祠堂外，却无太多让人眼前一亮、与之名气相当的痕迹，这显然与乐于衣锦还乡的闽南人性格有些不太匹配。关于潘振承在原乡的点滴，或许是藏在一些被忽视了的地方，我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料中按图索骥、剥茧抽丝，以便通过潘振承现象，追寻后月港时代历史演变的轨迹。

首先，我们从他的家乡说起。

潘厝，位于文圃山南面山脚，南境和西境分别与同属同安县的白礁、金山、鸿渐接壤，东境为海澄县的古楼、青礁。三面环山、一面向江的地形使得潘厝人天生具备海洋习性，他们要与外界联络，除了借道海沧、角美迂回环绕千里跋涉之外，最为便利的方式便是乘船顺九龙江而下。封闭的原乡地形，注定了如果潘家在不参与府县级社会、经济活动时，只会局限在这紧凑的海边一隅。潘厝所在的文圃山，自古以来便是漳泉的文化名山，其中的一佛两道堪称闽南信仰中心，如千年古寺龙池岩、保生大帝祖庙青、白礁慈济宫等，以潘振承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一定可以在其中找到些许线索的。

其次，看一下潘氏家族的成员。

潘振承计有兄弟五人，除他和三弟潘振联(含儿子有量、有辉等)赴外经商并定居广州外，其他兄弟振元、振文、振芳及父母均留守潘厝。而潘家二代中，仅潘振承元配所生的第三子潘有勋留乡守祖，其他儿子如有能(早逝)、有为、有度、有原、有江、有科等亦定居广州，故而潘振承在广州也建了能敬堂作为潘氏宗祠永世经营。因潘家人数众多，我们简单以辈分记忆和区分：第一代“振”，第二代“有”，第三代“正”，如果他们参与了原乡的社会活动，这些名字就是掀开神秘大门的钥匙。

潘有度画像，@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最后，便是寻找原乡碑记的线索。

潘振承在广州经商时，并非常年久驻广州，而是定期返乡常住。其子科举进士潘有为在家世诗中曾提到“一岁一度航归墟，乃获操赢而置余”，可见潘振承在每年的贸易淡季也经常返乡，这种看“风”吃饭的习惯，是延续了闽南人贩东西洋的传统，这就意味着潘振承即使再低调，也必然会在回乡时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笔者在查阅乾隆朝及以后相关的碑记时，也确实发现了潘振承及其后裔的身影。正如其在原乡低调本色一样，他的名字仅出现在龙池岩、白礁慈济宫、青礁慈济宫等主要的庙宇上。

乾隆二十七年，在锦宅进士黄涛撰写的《重兴龙池碑记》中，潘振承以捐款五十员位列第二位。但从碑文中，我们可知主导本次龙池岩重修者并非潘振承，而是另一位名起元、字君雅的潘氏族人，捐款额高达二百二十员，甚至在同期同地的华圃书院兴建上，潘起元也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在封建时代，商人为轻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即使是在潘振承事业的高潮期，其在潘厝的地位还算不上首屈一指，更何况同一时代，当地仍有诸多延续月港贸易方式而发家致富的商贾大家。

另在嘉庆四年《重修慈济祖宫碑(白礁)》中，我们也发现了潘振承以号出现的名字“潘文岩”，捐款数额同样位列第二位，为一百员。但立碑时的嘉庆四年，潘振承已经过世，而碑铭中以其号呈现，可能是潘振承后人以其名义捐的款项，因为在碑后我们确实也找不到他直接后代的名字了，仅看到潘有辉、潘正英、潘有植、潘有荣登侄子辈的捐银，数额四至二十员不等。

到了嘉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一年，青礁和白礁两座慈济宫均迎来大规模的重修，这两次重修的捐缘者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角美和海沧所有的厉害人物，而潘氏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如嘉庆十九年《重修慈济祖宫碑(青礁)》，潘振承二子潘有为捐银一百二十员，位列第三位；潘振联两个儿子潘有辉二十员、潘有量十员。嘉庆二十一年《白礁祖宫重修捐题姓氏缘银碑》中，潘振承家族以能敬堂名义捐款一百员，并列第六位，其他潘家人潘有量、潘正讲各捐八元。

如果说，龙池岩、青白礁慈济祖宫是因为距离近、名望大、灵性显而受到潘家的敬仰，那么在海沧的其他庙宇中发现的潘氏身影则是另一种解释。

在海沧，有这么几座备受各社民众敬仰的庙宇，如云塔寺、慈济北宫、玉真法院等，我们都没有发现潘家人的影子，反而位于海沧村的龙王庙却是例外。在嘉庆七年《重修龙王庙》碑中，缘首为留守祖地的潘振承孙子潘正修，捐银八十员，另有潘振联的两个儿子潘有辉、潘有量各捐四十员、十二员。而最为关键的是，近年在海沧村路头尾发现了一方立于乾隆二十八年的《修渡头碑记》，排在第一位的是海沧籍进士叶廷推，而捐钱最多的则是排在第二位的潘振承，捐银一百员。

修渡头碑记，@温福来

从以上碑记所呈现的规律看，在青礁慈济宫及海沧村的碑记中，捐缘者全部来自广州的潘家行商(潘振承和潘振联)，而在白礁的碑记中则是两地的潘家人共同参与。显然，潘家人在海沧的捐银行为，并非出于对信仰的追崇，而是其他目的：商人有针对性的谋“利”行为，且与广州事业息息相关。

既然潘家往返潘厝和广州之间走的是海路，那么为了切身之利，参与与海相关的活动应是必须的，保生大帝作为社庙，保佑日常平安，而龙王庙和海沧渡头则是关乎海上航行的庇佑。据崇祯和乾隆两版《海澄县志》载，潘厝附近由东向西依次有嵩屿渡、澳头渡、衙里渡、海沧渡、石美渡等渡头，其中尤以海沧渡距离潘厝最近。乾隆澄志还特别提到海沧渡为“漳泉通衢之渡”，因“其埠每被泥塞”，“乾隆二十七年，里人醵金就港口砌石，为步长六十余丈，又架石为梁，长亦如之，往来称便”，最后提到里人叶廷推为之作碑记，如此对照，那方新近发现的乾隆二十八年《修渡头碑记》想必就是此段所说的碑记中的第二块。

潘家同孚号商品复原图

如此，事情就明了了。

从潘振承在原乡的活动印迹，加之笔者的理解，月港贸易在历史上的演变，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孕育期、繁荣期、转型期。

孕育期，从明成化延续至嘉靖年间：随着沿海人口和经济的复苏，九龙江口的百姓开始利用其祖辈延续的海洋基因将生产、生活剩余物资携出海外进行交换，受制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这种交换穿插着各类动乱，如倭寇、佛郎机、海盗等，其实质是人民对美好、多样物质生活的追求与朝廷一味强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此时，以月港、海沧、诏安梅岭人最为突出。

繁荣期，从明隆庆延续至崇祯年间：以月港、海沧为核心新成立的海澄县，成了明朝开放海禁的试点，原本从事走私活动的沿海百姓纷纷加入广义的月港贸易中。因九龙江口沿江码头水浅易淤积，故而外贸船只往往停泊于海门附近，各口岸以小船将货物运至江中，货满后大船开至海沧深水码头稽核后再到曾厝垵候风起航。这种贸易模式，使得整个九龙江口各社均深入参与其中，尤以龙池、海沧、安平最为出彩，该时期诞生了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海商，如青礁的颜思齐，鸿渐的许心素，他们均为潘厝邻里。

转型期，从清顺治延续到道光年间：随着清军入闽及郑成功东入台湾，包括九龙江口、安平在内的厦门湾已经无法支撑上规模的海上商品贸易了。原本全员参与贸易链的百姓，需要重新找寻生路，有的被迫内迁，有的下海逃窜，有的随商品流向异地转移。内迁者造就了今日分布在温州、上饶、福州等地星星点点的闽南话方言岛；下海者多前往台湾、马六甲和印尼，以龙池岩、青礁慈济宫两方康熙年间的吧国华侨捐缘碑为例；转移者多去往广州，以潘振承为行首的广州十三行中便有十个来自福建。

海沧渡旧照，@陈沧山

转型期也可以称为后月港时代，尽管该时期厦门港已取代月港成为闽南最大的贸易口岸，但受清朝长期且不稳定的海禁政策影响，厦门港一直无法达到称霸中国的高度，仅仅只辐射到海峡两岸而已，这种规模显然是满足不了闽南海商的胃口的。故而以潘振承为首的闽南海商重新在广州开辟了新战场，继续延续月港贸易的辉煌，然而正如其在原乡的不起眼相对应的，闽南海商在时代的选择下最终还是以落寞收场，尤以鸦片战争的到来为最后终结。之后的闽南在列强的压迫下，勉强支撑，那些延续经商和闯荡基因的闽南人最终又以双脚开辟了新的战场，以东南亚为基地，迅速崛起了新的闽南势力-华侨。而鸦片战争以后的闽南原乡，从此不再见到潘氏的身影，清一色的华侨彻底取代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闽南海商形式，这便是后月港时代的承继者。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