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记」

上天注定的“开台王


说起福建人,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以“爱拼才会赢”代言之,殊不知,歌曲“爱拼才会赢”不过是福建各类方言人群中闽南人的代表作而已,此外的福州人、莆田人、闽北人和客家人对它的陌生度甚至不亚于省外的任何人。姑且不管歌曲的方言别,单单“爱拼才会赢”的词意对于大部分福建人来说,还是比较贴切的,而针对闽南人,或许歌曲“世界第一等”才是对他们最好的诠释。

闽南人对“第一等”的崇拜和追求,已经深入骨髓了,不管何种场景,第一、最早都是不可或缺的组合词,而反映其“源头”性质的事和物更是屡见不鲜。

尽管福建从秦汉时期便已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以闽南人为主的福建沿海人仍要创造出“开闽王”的角色,以为福建入世的标志,尤以泉州人最热衷;与泉州人追溯晋代衣冠南渡的中土情节不同,漳州人更关注大唐盛世,心心挂念着“开漳圣王”。甚至,构成闽南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也大都存在“王公”、“王嫲”的神灵,他们被当作是本社的开拓者、保护神而接受世代祀奉和崇拜;至于以宗族为主体构成的“社”,不管其世代如何演变,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位最早开基此地的“始祖”。如此种种,无非是给我们一个信号,闽南人对于“第一等”的热衷,已经超乎想象了,于是乎,作为闽南的另一个翻版,台湾,也必然会存在类似的“开台王”,这是大势所趋、上天注定。

只是,这位“开台王”该由谁来扛大旗,就有的说了。比照开闽王和开漳圣王的人物事迹,堪当“开台王”的人选不会太多,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施琅,以及历史上最早经营台湾的某个英雄志士,如此而已。

一、施琅,民众记忆里的争议者

施琅的角色与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履历最为接近。唐高宗时期,泉潮之间蛮獠啸乱,陈元光父子奉命平乱,之后趁势将蛮獠之地收归唐朝廷,立为漳州。而漳州之前,此地本就是龙溪、绥安县旧地,谈不上新土,无非是化零为整,重新开始。而台湾,在施琅之前,其境属于名义上南明的范畴,一战之后重新洗牌收归清廷,只是施琅叛郑归清的行为动了闽南人忠君爱国的奶酪,在伦理上无法被接受,自然也无缘“开台王”的美名了。

泉州深沪湾施琅雕像

二、郑成功,情上可,法理上不可

不管是闽南本土,还是台湾,郑成功的人气都是最高的,其反清复明、大义灭亲的做法,不仅符合当时闽南人抗清的大势,而且迎合清代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风向,因此,在台湾很多乡村宫庙,郑成功已经是事实上的“开台圣王”。只是,郑成功的“王”身份,与驱除荷兰人纠葛在一起,就显得不太合适了。郑成功在入台之前,荷兰人早已占据并经营台湾南部多年,如果将郑成功尊为开台王,就意味着在其之前,台湾的归属问题是有瑕疵的,这对于闽南人及台湾原住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开台王在法理上,绝不能是郑成功。

厦门鼓浪屿郑成功雕像

三、颜思齐,非他莫属的历史必然

在台湾,除了妈祖、保生大帝之外,尚有王爷信仰最受欢迎,与王爷信仰相关的仪式中,有一项已经列入世界非遗,为“送王船”。历史上,闽南地区经海路送出的“王船”,很多在台湾西部靠岸,并因此在当地生根、扩散,逐渐演变成今日的信仰规模。无动力驱使的王船,尚且能够自行到达台湾,如若一般商船、渔船,结果当是如何?

在明实录中,从嘉靖二十三年开始至嘉靖二十六年,福建人(漳州为主)因出海贸易不慎被风吹至朝鲜,且被朝鲜遣送归国的案例至少有3次,其人数从最开始的39人,渐渐增加为613人、341人。意外进入朝鲜境内的人数尚且多达千余人,那么不慎到达台湾且滞留者应不下此数。只是当时的台湾尚是落后的原始社会,还无法达到附庸大明并遣送明人的能力。假使,从那个时候开始,最爱出海的闽南人已经开始定居、半定居于台湾沿海,那么在后续的各类事件中,一定有相关的记录透露着这个既成事实。

姑且不管嘉靖朝的月港二十四将、张琏(潮籍)等闽南海盗,隆万朝的林道乾、曾一本、朱良宝等潮州海盗是否到过台湾,单单万历二年福建总兵胡守仁、参将呼良朋追捕林凤鸣时的“因招渔民刘以道谕东番合剿”就可知,那时的台湾必然有不少汉人的身影了。至于后来《东西洋考》中明确纳入贸易对象的鸡笼、淡水,以及沈有容“越海数日歼倭众于东番”的举动,更是明确了台湾入世的节点:明万历年间。

从以上台湾与明朝的交往细节看,福建渔民、海澄县的《东西洋考》、沈有容的浯屿水寨等,无不是带着闽南的既有标签,显然,与台湾开始交往并顺利将台湾带入闽南贸易圈、防守圈的群体必然是闽南人。不管之后荷兰人从澎湖退入台湾,还是佛郎机绕道进入台湾北部,都是建立在台湾已完成基本开发后的基础上。从明万历年间的节点一直到郑成功复台,台湾已经达成“开台”的条件,人们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便可完成“开台王”的历史使命。

从郑成功往上推,从林道乾往下顺,与台湾有直接联系的英雄人物,仅有两位,来自漳州的颜思齐和泉州的郑芝龙。 

抛开墙头草般先受明朝诏安再投降清朝的行为不说,郑芝龙应是最合适的人选。郑芝龙自小生活在明末泉州府海洋活动最为频繁的晋江安平,不仅仪表堂堂,而且精通多国多种语言,在佛郎机、荷兰、日本人之间游刃有余,又因其父系的官方资源和母系海商的背景,郑芝龙轻易便架构起对接和平衡明朝、闽南海盗、东西洋之间的平台,也奠定了自己在东亚的海洋霸权。只可惜,郑芝龙并不满足于台湾的一天一地,当他在台湾基地壮大之后,他则转向潮州和闽南,继而通过招安和打击同行获得独霸海洋权力的目的,通过掌权又控制了海洋贸易的利润。虽然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道德品质上的缺陷及经营台湾的不足,使得郑芝龙不太适合开台王的名号,因之,也只有颜思齐堪当此任了。

海沧青礁开台王公园

或许,颜思齐在名望上稍有不足,但他确确实实是凭着真本事、强条件配得上“开台王”的称号。

其一,颜思齐与郑芝龙并非竞争关系,郑芝龙的成功是建立在继承颜思齐势力的基础上,甚至与郑芝龙同期的诸多海上势力,如李魁奇、刘香等,也多源自颜思齐团队,我们甚至可以说,颜思齐是明末东亚海洋势力的共同源头之一。

其二,在颜思齐同期及以前,就属颜思齐经营台湾最得力,且名望最高。李旦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内代言人许心素涉台不深,而颜思齐起家于日本,因谋划推翻日本政权失败而进入台湾,之后不断招揽汉人潜心经营,使台湾局部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同时,颜思齐未对福建产生直接的破坏,在形象上满足民众心中对英雄人物的期望。

其三,颜思齐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明万历年间,是明朝开海事业的巅峰,其开关的试点和口岸均在福建漳州海澄县,而颜思齐便生长于此,并由此走向世界。他更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符合历史事件以英雄人物事迹替代的条件。

其四,颜思齐的人物定型具有教育意义。国人一般尊孙中山为国父,常常以孙先生死前的教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自省。而颜思齐在死之前,也留下类似的话语,“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建立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故而连横在编写《台湾通史》时,“以思齐为首,而郑芝龙附焉”。

如此,台湾人以颜思齐为“开台王”,正是综合时代背景、个人魅力、品德操守、当地贡献等多方面的考量,顺应自然形成的潜意识,而这过程,便是闽南人“第一等”思想的顺延继承。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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