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记」闽南“拼”文化：盛世一纸诉讼，乱世一场械斗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描述的不仅仅是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励志面，更有其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人性。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和精神信仰，让闽南人在众多场合都讲究“爱拼”信条，拼的内容，可以是经济、文化、资源，也可以是面子问题。总之，个人的脸面，家庭的成就，宗族的荣光，地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实力，都可能是闽南人据理力争，一拼到底的对象。

从“拼”的角度，追溯闽南人千百年来处理地域、邻里、宗族问题的方式和原因，也就水到渠成了，归纳起来，也就是一句话：“盛世一纸诉讼，乱世一场械斗”，没有什么事，是权力和武力解决不了的，其目的就是为某一件事争一口气罢了。

一、盛世一纸诉讼

闽南的人文历史发展，可以如是总结，“五代崇佛，宋代尚儒，元代经商，明代铤险，清代逃难”。以元代为界，之前的闽南人尚且是“满街都是圣人”的温文尔雅，能动口便不动手；元末以后，被压迫久了的南人，在失去书本熏陶后，便多了几分豪横江湖气，于是，该出手时便出手，不必太过拘泥于形式。故而，两个时期的闽南人，在处理面子问题时，便有不同的方式，前者告于官，后者使棒子，形式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出自开元寺联

“盛世一纸诉讼”的最佳代表是宋代的漳州。

王安石在《送李宣叔倅漳州》中将漳州描述成落后的南蛮之地，“闽山到漳穷，地与南越错。山川郁雾毒，瘴疠春冬作。荒茅篁竹闲，蔽亏有城郭。居人特鲜少，市井宜萧索”。正因为人少地大，漳州在宋代的发展异常迅速，很快便跟上时代的步伐，由边远蛮地向海滨邹鲁转变。

随着入世的加深，民间的各项矛盾愈发凸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漳州开始萌生专门代打官司的新兴职业-“讼师”。这些讼师，一方面是充当翻译的角色，让操闽南话的漳人能够与讲官话的府县长官间接沟通，另一方面是促进矛盾纠纷的加快解决，以使社会机器平稳运转。但久而久之，讼师也开始发生病变，他们勾结官府，一方面唆使百姓不断提出诉讼以便赚取劳务费，另一方面借诉讼时语言不通的问题想方设法霸占百姓钱财。

讼师的恶迹，不仅对漳地汉人起作用，也一并影响到住在内山的畲人，在整个宋代，畲人在与汉人进行物物交易时，也常被牵扯到各种官司中。只是畲人的诉讼，对于讼师来说，利用价值更高，因为畲人往往“一人讼，则众人讼之，一山讼，则众山讼之”，这可真是不间断的买卖。

以至于，当朱熹来到漳州担任父母官时，便颁布《晓谕词讼榜》，意图使合理的诉讼走上正轨。然而，诉讼之害已然深入人心，其结果的不公，更逼得百姓开始放弃诉讼正途，而改以力所得及的一棒决之。

二、乱世一场械斗

明清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朝廷开始倚仗各地乡绅协助管理地方，以同姓或同一信仰为纽带的乡社逐渐拥有自治的权利。官府在可允许的容忍范围内，也乐于赋予地方部分权力，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官府强盛时，彼此相安无事，如若官府腐败，则地方自肥，可能产生某些不可控的问题。

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的台湾社会。

台湾真正融入中原社会，萌芽于晚明，成型于清中期。因迁往台湾的百姓，多为东南沿海的失地农民，他们本身自带浓烈的闽南、粤东宗族风气，当他们在台湾相遇，夹以各种利益冲突时，便很容易滋生矛盾，这些矛盾在薄弱的清代统治下，便以械斗的方式呈现，这便是早期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底层基础。

漳泉械斗的小缩影，青白礁械斗禁约碑记

以族群来看，台湾早期的汉人主要为闽南人和客家人，二者的相遇构成了“闽客械斗”；闽南人人多势众，往往在闽客械斗中占据上风，当其根基稳固后，闽南人内部的漳泉之分便开始凸显，于是“漳泉械斗”成了闽南人主要的斗争方式；在台湾浊水溪以北，因泉州人势力更强，他们在多次竞争中脱颖而出，部分地区又开始滋生县级的冲突，其中以“顶下郊拼”影响最大，来自晋江流域的南安、晋江和惠安三邑人向九龙江流域的同安人发起攻击…

如此由上至下、由远及近不同规模的械斗，贯穿了台湾几百年的历史进程，直到台湾人的对手日本人出现时，主要矛盾由内部矛盾转换成外部矛盾时，内部的械斗才开始有所缓息。

艋舺龙山寺，台湾械斗的密发区之一

至于更小规模的宗族、乡社械斗，则还需回归闽南找寻案例。

在今日海沧湾，延续了数百年的宗族社会正面临陆续瓦解的危机，他们这次不是败给忧患，而是输给安乐。在这种无烟的战争中，东屿村受到的影响最大，而追溯历史，其留给我们的案例也最是充足。

在明隆庆、万历年间，东屿人与一海之隔的钟山人发生了滩涂之争，尽管东屿集结了柯、李二姓的力量，但仍然不敌钟山蔡氏，于是滩涂之争以钟山胜利暂时告一段落。直到东屿出了李佐、柯安甫两位武进士，在解元柯挺和官府的居中调解下，东屿人才得以和钟山人画地为界，各安天命。

记载钟山与东屿海滩争议的碑记

当历史的车轮来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时，东屿人与钟山人的海域之争又再次出现，很不幸，这一次又是钟山人胜出。历史总是这般重现，这时的东屿又出现了进士李五福，他们家族十数人皆以各种方式纵横官场，于是这场纠纷再次以官府的介入而再次得到平息。几于同时，东屿人与石塘谢氏在楼山附近海域的争议也在类似的动作下得以调解，可见，有了权力作支撑，问题的解决也不会太困难。

但之后，随着晚晴和民国的动乱不堪，东屿与周边(如钟山、石塘、渐美等村)的摩擦则只能付诸武力，彼此关于滩涂、泉水、海域，乃至芝麻小事的争吵，都可能成为一代人难以忘怀的勇猛事迹。

最近的一次械斗，并不遥远，仅发生在二十年前的2001年，那时，东屿与钟山两村的青壮年在同一天内发生了两次以上的规模械斗，地点在滨湖北路与沧林路之间，彼此各有损伤，最终在市府及特警的干预下匆匆收场。这次械斗，源自于送王船活动的一次小摩擦，在过去，东屿人多从事海上活动，位于钟山浦尾的水美宫以王爷灵验而成为东屿人崇拜的对象之一。每三年一次的水美宫送王船活动，钟山人也乐于让东屿人以半个东道主的身份参与其中，如人力扛王船时，钟山人扛船头，东屿人扛船尾，这次的冲突便是王船绕境时，扛船者未遵指挥者要求而引发的船头、尾人的摩擦，最后酿成械斗悲剧。

新修水美宫

总之，爱拼的影响力，从闽南人诞生之时便已存在，只是在历史的传承中，因环境的变化而使得拼的方式发生改变，从一纸诉讼到一场械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每一次不起眼的小冲突，理顺了万事大吉，走错了道蝴蝶效应可能是难免的。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