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记」

浯屿水寨内迁厦门考

《厦门志•序》：“厦门，宋曰「嘉禾屿」，明曰「中左所」。同安县十一里之一里，广袤不及七十里，田亩不及百十顷，区区一岛，孤悬海中，有志何也？盖自台湾入版图，我国家声教所暨，岛夷卉服，悉主悉臣，求朝贡而通市者，史不绝书。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澎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也。”

近厦门鹭江道，远海沧

在志序中，厦门之所以成为“厦门”，理由相当简单：因台湾而有厦门，因海洋及地理优势而成就了厦门，这便是今日厦门最基础的资本。然而，厦门战略地位的形成，却非从清代开始，而是更早些时候的明代，不是因为中左所，而是与其名讳风马牛不相及的“浯屿水寨”。

明洪武年间始建于厦门的中左千户所城，尽管是厦门建城史的开端，但却没能将之与邻近的高浦千户所、金门千户所等同级所城相区别，甚至在规模方面也没有任何优势。中左所周围425丈，高浦450丈，金门630丈，更别提崇武所的737丈，与漳州镇海卫管辖的各所城相比，中左所在体量上也都是最小的。

在这一众卫所之外，明朝又于沿海险要位置设置水寨，由附近卫所出兵出将，轮番值守，以武进士或世勋武将担任钦衣把总，总揽兵务，其在漳泉者，为浯屿水寨，址在漳泉交界漳州一侧。厦门的真正出世，便从浯屿水寨由浯屿内迁厦门开始，只是何时内迁，竟然在不同的文献中存有争议。

浯屿水寨的内迁时间，至少存在四种版本，分别为正统说、景泰说、成化说和嘉靖说。

南太武山，扼守厦漳水道的至高点

《备倭记》称烽火、南日山、浯屿三水寨设于永乐年间，“正统初年，徙浯屿寨于厦门”；《厦门志》主张景泰三年，“巡抚焦宏以孤悬海中，移厦门中左所”，但不排除《备倭记》的说法，也将之并列留存；《读史方舆纪要》记为，“成化中，或倡孤岛无援之说，移入厦门内港，仍曰浯屿寨”；《福建史稿》引嘉庆《同安县志》及《筹海图编》的说法，认为是嘉靖年间，且得到近现代相当多人的认可。

郑镛先生于1990年在漳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浯屿水寨考》，他认为浯屿水寨是在嘉靖十三年内迁厦门的，理由是龙溪人林魁在成书于嘉靖十四年的《龙溪县志》中，说及浯屿水寨“今迁于嘉禾，此地遂为盗泊舟之所”，“今”被解读为写志之时的嘉靖十三年。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相反的，正因为林魁对迁移时间不确定，才使用保守的“今”还原浯屿水寨已经内迁的事实。

浯屿水寨内迁时间的丢失，应该追溯至嘉靖以前历史遗存及记载的集体消失和匮乏。那时的福建还未能从元末的大破坏中恢复，便又遭受诸如邓茂七起义、闽粤赣畲乱等事件，随着嘉靖以后内陆及沿海经济文化的复苏，大量文人志士的出现及地方志的修纂，福建的各类记载才开始健全。如果水寨迁移发生在嘉靖年间，那么当时的同、澄籍文人们一定不会错过它的时间，就如这之后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频频被记录一般。

南太武山上嘉靖石刻

另外，成书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其实也已经记载了浯屿水寨内迁的事实，“浯屿水寨在府城西南同安县嘉禾，旧设于浯屿，后迁今所，名中左所。每岁分永宁、漳州二卫军士更番备倭于此。”可见，水寨的内迁，应该可以去除嘉靖说。

至于是正统、景泰还是成化，则需要重新审视内迁的目的。

《金门志•卷五》洪受在《浯屿水寨移设料罗议》中称原浯屿水寨“专且重”、“最称冲险”，其作用“贼之自东南外洋来者，此可以扞其入；自海沧、月港而中起者，此可以遏其出，稍有声息，指顾可知。江夏侯之相择于此者，盖有深意焉”。水寨设置之初，其目的为捍贼入侵，防民通番，故而位置往往选择在通往外海的水道要害之处，而浯屿便是九龙江出海口港道最深、视野最开阔的中心。当海上威胁在永乐宣威之后慢慢消失时，明朝海防线内撤的计划开始酝酿，继而被执行也就水到渠成了。

厦鼓一带海域

然而，水寨内迁后，“把总得以纵欲偷安，军官亦效尤而废弛。贼寇猖獗于外洋，而内不及知；逮知而哨捕焉，贼已盈儎去矣。甚至官军假哨捕以行劫，而把总概莫之闻焉；使或闻之，则亦掩饰罔上以自救过。故水寨不复于浯屿，其乱不可已也。”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海防线内撤，本是明朝海禁政策的趋势，却不曾想竟是海防的一大败笔，最后成了明朝沿海大乱之始。

那么，明代沿海最乱的嘉靖朝，不就是浯屿撤防，让贼寇随意入侵，奸民任意勾引导致的吗？

嘉靖十五年，兵部回复御史白贲条陈备倭事宜时，提到“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清初杜臻在《粤闽巡视纪略》中转引明嘉靖朝备倭都指挥黎秀的说法称，“其船皆造于外岛，泊于外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长屿、渐尾、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在在皆贼之渊薮也”；明郑若曾在《福建守御论》中描述了福建素通番、善水斗的来源“皆漳、泉、福宁人”，特别是“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各海澚僻远，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云，“时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以上种种，可以说，正是浯屿水寨的迁移，才让月港、石码、海沧等地成了通番的大本营，其最大的“收获”便是九龙江口的“成弘之际月港小苏杭”、“弘治元年开设锦江埠”。这些地方的商业繁荣来源自通番活动的反面刺激，而他们的商业奇迹也贯穿了整个嘉靖朝，并延续至隆庆开海以后。

厦门老城区

因此，可以推断，浯屿水寨的内迁时间，当是弘治元年以前，而更重要的线索是，浯屿水寨并非迁移的孤例，而是发生在同期福建五大水寨的同一事件。

《福建通志》载：“明景泰三年，尚书薛希琏出经略，迁浯屿水寨于厦门，议者以为弃其藩篱。是时虽增置小埕、铜山二寨，沿边卫所镇戍之设，渐加密焉，而奸商酿乱，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浯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泊所据。”郭惟贤在《改建浯屿水寨碑》称：“以予所闻，浯屿水寨与漳合戍，国初建自江夏侯周公，远在大担南太武山外，后有见为孤岛无援者，遂徙而内，即今之中左所是已。”

既然通番偶有发生，那么朝廷自然有应对政策，最早，在正统初年，漳州知府便迁移海门岛居民散居内地，并于海门岛设置海门巡检司加强稽核，后来索性将巡检司内迁青浦，大有放弃海防前线的意味。正统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烽火门水寨)风涛汹涌，不便栖舶，徙今松山寨地方”，这大概是继海门岛居民内迁之后一系列内撤政策的延续，而真正达到高潮并使福建五大水寨成型者，当属薛希琏的入闽经营。

厦门万石植物园随处可见明清军事将领墓碑

正统十四年，薛希琏奉命入闽处理邓茂七起义的善后事宜，或许是受闽西农民起义事件的影响，薛希琏把福建的发展重心由海洋往陆地方向靠拢。于是，他延续了正统年间防御内缩的做法，将其他水寨内撤，并增设了铜山和小埕两处，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为薛希琏谋得诸多升迁的功绩，“景泰二年三月，升刑部右侍郎薛希琏为本部尚书，希琏镇守福建以任满九载，上其剿贼抚民功绩以请，故升之 。”

薛希琏升迁离闽后，水寨的迁移才算完成，“五寨者，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屿，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者也，后废。”因此，浯屿水寨迁至中左所，应是福建水寨改、增大背景下的一个组成，应发生在景泰三年，如此才可解释为何漳州月港在之后的成化、弘治年间能产生俨然“小苏杭”、“东南一大市镇”的胜景。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