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记」

福建土楼史 之五 闽南的海洋化与一路向西

闽北和闽东的闽越人，因战败而被汉武帝迁入江淮，“山居者”的幸存者不得不进入深山，如戴云山和太姥山，更多的人则漂泊海上成为疍民，他们与汉人和平共处，各营其业，算是相安无事。随着福建的稳步开发，闽越“山居者”活跃于汉代，沿海闽越疍民从晋代开始大放光彩，到了唐则是闽西南蛮獠的主场，每一次光芒乍现都是一次又一次剧烈的民族融合，而这些融合便是福建四个民系形成的源泉。

五店市闽南红砖古厝

与近千年典籍中频繁出现的蛮獠“山居”特性所不同的，则是被我们忽视的闽越水性。《史记•东越列传》曾有不起眼的记载，当闽越王郢发兵抵抗汉朝时，其弟馀善与宗族、臣子商讨道，“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从中可知，闽越人应具有良好的水性，能把海作为退路之一。故而，从东晋一直到南朝陈，凡是闽越人参与的叛乱中，一定有近江、靠海的内容，如陈宝应“自海道寇临安”并与之进行海上贸易。而泉州沿海历来存在的“泉郎”夷户，便是其原型的最好诠释。“泉郎”又称“游艇子”，“其居止常在船上，结兼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这是典型的疍户，乃闽越遗种，但宋人却把他们误认为是东晋末年卢循的遗孽。

陈元光像

与陈政父子平定蛮獠不同，闽南的疍户是在润物细无声中与闽南人融合的。泉州的“泉郎”，在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即遣使对其进行招抚，并授予其首领周造夌、细陵骑都尉之职，令其用心统摄部曲，以免沦为寇盗。到了贞观十年，原本无需缴纳赋税的“泉郎”在渐进地熟悉汉人统治后，开始输纳半课，之后，有的人则完全上岸与汉人无二，有的则继续游荡在水边与海为生。这些疍民，水性极佳，他们对福建沿海各个港湾和河口颇为熟悉，除了泉州湾之外，闽江口和九龙江口是另两个分布中心，他们往往以各支流为避风点，几乎垄断了福建沿海和沿江的一切水上活动。因北来的汉人为传统的农耕习性，他们在进入福建后，优先选择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河流中下游定居，对于入海口及沿海盐卤之地，大多退避三舍，这种泾渭分明的选择性定居，也给了汉人和疍民足够的缓冲。因此，从晋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福建沿海的疍民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长久延续。

九龙江渔业社区渔船

一直到大一统的唐代，开始关注海洋并利用海洋的唐王朝才真正打破福建沿海汉人与疍民之间的隔阂，福建人的海洋习性也是从此时开始养成，其中仍以泉州人最具代表性。

故事的主人公为开闽三王。时值唐末，黄巢起义的爆发，使得天下皆兵，一支源自中原光、寿二州的农民起义军在走投无路之下被迫从江西入闽，并辗转来到漳州。这一路南下，其所经地方早已被黄巢事先劫掠一番，粮食没有，百姓没有，唯有满目苍凉，到了漳州时，起义军已经断粮许久，完全是靠意志和树皮、杂草支撑着。此时起义军首领王绪为了生存，下了一道指令，要求将随军老人杀掉充当军粮，这下可激怒了全军将士，谁能在此绝境之下对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下手？于是王氏三兄弟在同安北辰山上演了竹林之变，成功将王绪拿下，扭身一变，三王的大哥王潮成了起义军的掌舵者，于是他们转道北上，打算从闽北出关，投靠在西蜀避难的唐皇。

北辰山之巅

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受够了泉州刺史恶魔式统治的泉州人，备好酒肉奔波千里在沙县拦下了这支起义军。经过一通颇有说服力的忽悠后，王潮一行冒着巨大风险被拐至泉州，帮泉州人改变了青天。这一仗，打的相当不容易，在长达一年的对抗中，王潮军队靠着泉州人的补给竟然拖垮了泉州守军，成功入主泉州，而这些背后出力的泉州人，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泉郎”，即生活在海边的疍民。在坚固的泉州城里，鲜花、粮草、海鲜，要什么有什么，这群曾经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哪里晓得海鲜渔获是什么，它们竟然可以这么美味，甚至经由海上，还可以换来各种生活、生产所需的物品，以及精美的舶来珍宝，这下可赚大发了。

疍民的帮助还远不只如此，在泉州站稳之后，王潮更是雄心勃勃向福州进击，这次除了他自己的陆地军队外，平湖洞以及沿海各地方畲家、疍户也积极以兵、船相助。那些没有上岸的“泉郎”在北伐福州时，可谓出钱出粮又出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泉郎”基本上全部融入泉州人中，从而助力泉州在五代以后成为航海的集大成者，这便是泉州人的由来，也是闽南海洋文化形成的源头。随着泉州海上事业的爆发式发展，闽南的人口急速膨胀，闽南人及闽南文化率先于五代时成型，并以燎原之势迅速向漳州西部方向扩展，这也是闽南文化在东南沿海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泉州讨海人

闽南文化的升华伴随着闽南建置的完整化，其趋势大体上呈现先大江大河，再由北及南的顺序推进：最早是三国时期晋江中下游的东安县，即今日的南安市；南朝时向南拓展开辟了九龙江中下游的龙溪县；陈、隋两代两立两废，最终于唐初期在木兰溪畔设置了莆田县；最后，唐垂拱年间于漳江下游设置漳浦县。截止盛唐时期，闽南沿海各主要河流便都有了闽南核心的建置县，他们也是各区域闽南文化的中心，前者为泉州文化，第二个为漳北文化，第三个为莆仙文化，第四个为漳南文化，除了莆仙以外，另三者构成了闽南文化的核心区。

漳浦盘陀民居，与红砖古厝截然不同

在四个闽南分区大框架成型之后，根据各区的发展程度，由北及南的移民富集顺序，闽南内部得到不断的丰富：最先完整化的是莆仙地区，仙游县于唐圣历二年(699年)设立；继而是泉州地区，唐开元六年析南安县东部设晋江县，五代时期集中设置了同安县、永春县、德化县、安溪县和长泰县，最后一个惠安县也早至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第三位的漳北地区，除了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新罗县，和北宋初期，既为了平衡漳泉实力，又因为交通便利问题将长泰县由泉转漳外，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漳北地区均无建置上的突破，直到六百年后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才设置南靖县，最后于明代中期集体爆发，一口气设置了漳平县、宁洋县、平和县和海澄县；最后是漳南地区，漳南在初设漳州时，非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怀恩县被废，郡城北迁，这应是汉退蛮进的结果，也是官方主导的汉化受到阻碍的表现，一直到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才有诏安县的出现，至于云霄、东山等县则是近世的结果，已经没有参考意义了。

从以上建置历程看，闽南形成于大江大河的开发，成熟于不断南迁的移民，因民从北部沿海而来，故而带有浓重的海洋气息，因此在整体趋势上，闽南都表现出强势的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从五代开始，便不断向西扩散，除去大江中下游传统的海洋文化辐射区域外，越往闽南西部，闽南人遇到的阻碍就越大。这种阻碍，便是唐代以前的蛮獠和宋代以后畲家与闽南人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博弈。

闽南历史演变图

从盛唐时期泉潮之间的蛮獠之战开始，虽然官府成功收复蛮獠中心绥安旧地，但在后来维持战果的拉锯战中，却节节败退，到了唐代后期，完全闽南化的区域仅限于梁山以东的鹿溪流域和九龙江中下游，漳州平原及梁山以西仍然是蛮獠的天下。随着福州对闽江支流尤溪的开发，及泉州在五代时对德化、永春和安溪的经营，戴云山一带开始进入官府的控制范围，漳州北部通过北溪上游龙岩县和下游长泰县、龙溪县的双向辐射，率先打通整个北溪流域，使得博平岭北部完全纳入漳州的闽南文化范围。但，成果也仅限于此，在接下去的两宋时期，漳州仍然无法攻克博平岭，该区域便长期处于畲家的自由发展空间。一直到宋元交替，羽翼丰满的畲家终于走出大山，在文天祥和张世杰的号召下，积极投入抗元抗暴的斗争中。该时期，以漳州西部博平岭的陈吊眼畲家为主力，结合了汀州畲客和广东畲洞各路畲军，南宋遗臣们依靠民间的力量曾给予元朝以沉重的打击。虽然畲家起义军最终落败，但终元一代，整个闽西南都长期沉浸在此起彼伏的畲汉起义浪潮中，并一直延续至明代，这些起义军的存在，也加快了漳州西部的建置扩展。

漳州西部的土楼，主要为防御目的

元至治年间，畲家李胜在龙溪西部山区举旗起义，元朝将领使出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最后在李君用的设计之下成功平叛，并促使了南靖县的设立。起初南靖县治设在今平和南胜，后因畲家起义不断，官军屡战屡败，为了便宜行事，官府便将县志迁至今平和旧县，最后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至靠近漳州府城的今南靖靖城地。如此周折，其实也预示着元代开发漳州西部的失败，南靖县的设立，名义上掌控着整个博平岭东侧，但事实上其势力所及仅在于西溪支流船场溪一带。

到了明代，博平岭畲家的起义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明初，明朝为了休养生息，采取安抚的政策，只设安抚土官对畲家进行名义上的管控。随着明朝政权的稳固及经济实力的提升，这种安抚慢慢变味，开始向蛮横治理转变。几于同时，闽粤赣三省的畲家、畲客、畲洞等原土著像事先说好了一样，同时举起义旗发动叛乱。这也给了明朝增加赋役人口的机会，于是就有了王阳明在闽粤赣三省设立崇义、和平、平和三县的事迹。从此，长达近千年的闽粤赣蛮獠之乱，彻底结束，而漳州终于将博平岭西部纳入实质上的管制范畴。以诏安县的设立为标志，漳州，乃至闽南正式宣告闽南文化一路向西策略的最终完成，这一路走来可谓艰辛，但尽管如此，漳州西部时至今日，也不完全是闽南文化的覆盖区，其山区仍然有众多的客家乡镇，这部分内容将于下一章节展开向西描述。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