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记」

一百年前流传的鼠疫，致死率86%，福建人71万人死亡

《周礼•天官•疾医》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古人在几千年的经验传承中，对于一年四季，人们可能遇到的气候病早已做到心中有数，甚至也备好了对症之药。即使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也能适时适地拿出方案予以解决，故而纵观整个历史长河，若非遇到频繁战乱，中国总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人口飞快增长，这便是中医神奇之处。

鼠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及其寄生蚤

但，当历史走到明清以后，这种自然与人类的平衡似乎出了点问题，瘟疫的大量出现，打破了中西方对疾病的普世认知，人类对抗疫情的能力突然变弱了，这其中可能的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

(1)人类数量的急剧膨胀，增加了疾病传染的可能；

(2)人类能动性的大幅度提升，因破坏自然的加剧使得自然的应激反应增强；

(3)不同地区人类活动、交流的频繁化，使得瘟疫传播更加广泛；

(4)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抵抗外来疾病的能力以及配套的医疗水平相应不足。

很明显，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到来，是瘟疫广泛出现并日趋严重的首要原因，原本在全球各区域相对封闭发展的人群在突然到来的外域人、文化融合过程，必然会出现波折，而这种波折往往以一定的代价平息，瘟疫便是其代价之一。

在瘟疫的爆发与传播过程，闽南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她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窗口，也是世界性瘟疫在中国演变的桥头堡，本文拟以鼠疫在闽南的传播为例展开说明。

一、瘟疫在闽南的爆发

在光绪版《漳州府志》和乾隆版《泉州府志》的灾祥中，共有七笔关于瘟疫的记载，其中漳州四笔，泉州三笔，尤以乾隆十八年最为严重，该疫乃漳泉两郡均有的记录，历时最长，伤害也最大。

○万历三十六年正月漳州疫起至于五月。

○万历四十五年泉州大饥，疫。

○崇祯十三年漳州郡城火，大疫。

○康熙四十七年泉州疫，粜贵。

○乾隆十八年海澄大疫，人畜死者无数；泉州大疫，至明年秋乃止，死者无数。

○嘉庆二十五年秋八九月漳州大疫，男女吐泻暴卒不可胜数。

如果单纯从这几条记录推断，闽南地区的疫情从明入清，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深，这似乎也预示着闽南从上到下，与外界的联络在不断的深入和普遍化，事实是否也是如此？

回观整个福建，福建瘟疫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除了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外，在空间上也呈现出由北及南的趋势。

湖南抗日期间灭鼠宣传

以县级单位为基础计算瘟疫发生的次数，在整个明代，福建共发生163县次瘟疫，其中邵武府40次，福宁州29次，福州府23次，延平府18次，建宁府16次，泉州府16次，漳州府11次，汀州府6次，兴化府4次。从数据上看，闽南及与之相近的兴化和汀州，尽管是倭寇、山贼、海盗等频频造访的前线，但并没有发生太多的灾后疫情，显然，该时期的瘟疫，应是带有气候和地域性的，以本土发源和灭亡为主。

进入清代后，闽南地区成了福建，乃至全国的重灾区，整个清代，闽南两郡各县共发生瘟疫99次，按年代分，以光绪57次为最多，其他年份，如宣统10次，乾隆9次，道光6次，同治6次，康熙3次，其他各2次，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与前述府志的记载截然不同，大有山洪到来的措手不及。

这一切，应归咎于西方入侵的实质化，以及闽南人出洋与回国的频繁化，所带来的疫情感染和扩散。

欧洲黑死病医生的口罩

二、近代闽南瘟疫的类型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闽南及闽南人所要面对的社会困境是截然不同的，宋代饥饿，明代战乱，清代则是瘟疫。这种与时俱进的天灾人祸让闽南一直处在与自然斗、与人斗的恶劣环境中，从而养成了闽南人吃苦耐劳、爱拼敢嬴的性格。

从清乾隆末期开始，西方人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如果说乾隆年以前的闽南人出洋是延续明末清初贩番的帮带，那么乾隆以后则是被迫为之的逃离。

闽南与世界交往的日趋频繁，导致原乡瘟疫频发。在清代福建发生的瘟疫中，以鼠疫、天花和霍乱传染性最强、危害最大。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解放初，福建共发生鼠疫50次，为全国最高；天花9次，全国第三；霍乱17次，全国第六。

当然除了以上瘟疫类型之外，麻风病、小儿痘疹等也常常夹于其中，但从影响度方面看，与鼠疫相比便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鼠疫，也称黑死病、一号病，其对人类的冲击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鼠疫的爆发共有三次，第一次爆发于公元542年，史称“查士丁尼鼠疫”，源于中东，流行于地中海，风行近两个世纪，死亡人数近亿人；第二次即公元14世纪风行于欧洲的“黑死病”，欧洲人口因之丧失近半，达到六千多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三百年，中国清中期东北及内陆省份的鼠疫可能是这次鼠疫东行后的残留；第三次则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覆盖全球的大鼠疫，波及范围包括了亚欧非及美洲、澳洲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人数上千万，而闽南的鼠疫便是第三次疫情的前兆和中心之一。

三、闽南鼠疫的大爆发

在闽南鼠疫到来之前，其实内陆地区已经出现相当规模的疫情了，乾隆年间，云南白族诗人师道南曾以亲身经历写下了《鼠死行》，以示其恐怖之情：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渗淡愁云护。

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

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

乌啼不断，犬泣时闻。

人含鬼色，鬼夺人神。

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

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

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

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东北鼠疫

没想到，五十年后，这样的场景便在闽南出现了。

光绪十年(1884年)，一位海澄县客商从香港返回厦门，入住厦门梧村后突然鼠疫发作，不久便去世，被他感染的三个人也都死去。随后，可能与之有过接触的海澄县港尾人回家后，也导致了同村5人染病过世。不幸的是，这之后，鼠疫就开始扩散了，1886年同安县，1887年漳州府城，1888年惠安县和莆田县，1889年泉州和福州也都遭殃了。

从1884年，到1952年，68年的时间里，从厦门扩散而出的鼠疫席卷了整个福建。福建当时68个县，共有57个出现疫情，闽南各县市全部感染无一幸免。其中鼠疫流行时间超过50年的有厦门市、泉州市、龙溪县、南安县、惠安县、晋江县、海澄县、同安县、南靖县、漳浦县、永春县、安溪县、莆田县、福清县、平潭县、闽侯县、永定县等17个，闽南以12个遥遥领先，其中超过60年的有龙溪县、南安县、惠安县、莆田县、福清县等6个，可见闽南鼠疫影响之深。

全省12,118个村、街共发生29,358村次鼠疫，发病者825,512人，死亡712,466人。在死亡的71万人中，闽南有44,8729人，占总数的63%，死亡率88.31%。

1941年，福州人洪梦湘在顺昌上洋镇针对鼠疫有感而发：

全镇仅千家，日死数十人。

时疫甚祸水，生命等轻尘。

丧夫才东屋，哭子又西邻。

入耳声凄楚，满眼景沉阴。

鼠且衔尾走，人焉以保身。

当道不过问，亦枉哭高坟。

嗟嗟离乱日，咄咄苦难辰。

我生何不幸，作兹历劫民。

四、鼠疫的应对与彻除

面对来势汹汹且毫不停歇的鼠疫，闽南百姓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坐等死亡，二是卷铺盖走人。除了前文所述71万人丧生之外，绝大多数的闽南人选择了出洋，那至少是一个可能的生路。

面对瘟疫，清政府和民间其实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治十二年(1873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参考上海做法制定了《厦门口岸保护传染瘟疫章程》，对福建当时最大的对外港厦门港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检疫；光绪年间，龙溪人杨逢吉根据自己的医治经验，写成了《痘诊大全》、《医案医话》；光绪二十六年，泉州鼠疫横行，晋江人刊印和发行《鼠疫汇编》三千册、药方六千张，施药五千剂；宣统元年，厦门鼠疫爆发，英籍荷兰人郁约翰医治患者时不幸染病于次年病故于鼓浪屿；宣统二年，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在泉州连理巷设立的惠世医院，首次进行了鼠疫预防针的注射。

1931年，厦门港成立了海港防疫所，负责海港的对外检疫工作，兼顾附近地区的防疫任务。从1934年开始，福建各地相继出现大规模的鼠疫，中央卫生署令厦门海港检疫所派人会同当地的驻军联合处理。1935年，首先出现规模疫情的龙岩，成立了“龙岩鼠疫防治实验区防疫所”；1936年，闽北疫起，又在建瓯设防疫所，政和、松溪两县设防疫分所，紧接着又成立了同安、莆田等防疫队。

面对此起彼伏的鼠疫疫情，为了统合全省防疫力量，福建将全省以方位为别，设立区域防疫中心，于是改龙岩防疫所为“闽西防疫所”，建瓯防疫所为“闽北防疫所”，又在晋江设“闽南防疫所”，另在福清、仙游设防疫队，在惠安添设防疫分所。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鼠疫也随着再次大爆发，但因大部分物资及人力已从沿海内迁，疫情非但没有被控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在1942年达到巅峰。直到1946年，民国政府才在福州成立“卫生部东南鼠疫防治处”，负责闽、浙、赣、粤四省的鼠疫防治工作，该处在鼠疫的重灾区晋江设立了闽南办事处和第一检疫站。该期间的防疫工作相当有效，1946年福建鼠疫患者6141例，死亡2,255人；1947年患者1542例，死亡695人；1948年患者602例，死亡280人；1949年1~6月患者174例，死亡54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8年全年，曾经鼠疫猖獗的厦门岛，竟然未发现一例鼠疫患者。

欧洲黑死病即鼠疫

在继承民国末年饶有成效的鼠疫治理基础上，新中国彻底地将鼠疫排除于福建之外。

1950年厦门复华小学林力创作了一首闽南语歌谣《张三着鼠疫》，用于宣传鼠疫的防护知识：

张三着鼠疫，李四问仙师。

讲是歹天时，交代着细利。

王五请童乩，童乩开药味。

银花白骨露，配了三斤二。

赵六讲免惊，生死天注定。

这是歹运气，了钱没大至。

张三病沉重，送入隔离院。

当夜张三死，王五怪李四。

李四怪赵六，赵六怪天气。

拢总无道理，生祸相带利。

迷信害死人，大家着紧醒。

早打预防针，注意除老鼠。

着信新医学，就会无大至。

为了更快地消灭鼠疫，新中国的专家们，如张昱、于恩庶、翁文渊等从病原体本身入手，从死亡的家鼠及寄生蚤中分离出鼠疫杆菌。福建防疫部门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开发了相当有效果的灭鼠灭虫药物，在全省发起了灭害的活动。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及百姓的积极配合，大量的鼠、蚤在短时间内被杀灭，而鼠疫也很快地在福建趋于绝迹。最后一例鼠疫发生在仙游县，时为1952年9月，之后，鼠疫正式在福建消失了。

以鼠疫为例，其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尽管它有着致命的症状和伤害，但是人们对它的认知却永远少于其真实的水平，以至于人们并无法躲过它的追杀，最终酿成“丧夫才东屋，哭子又西邻”的悲剧。

闽南地区曾经是鼠疫横行的重灾区，这里的人们有着同时代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前沿的地理位置，但面对鼠疫，他们也无法奈之何，只能任之扩散。当年，笔者所在里社，曾有一处名为“棋盘”的规模古厝，那里住着几十上百口同姓同派人家，因遭遇鼠疫，一夜之间，或死或逃杳无音讯，直到解放后，上百个房间的古厝群竟仍然无人敢入住，其悲惨如此，令人震惊。

而如今，社会发展已然到了较文明的高度，但人类活动的更频繁更深入，定然会引发更多的疾病问题，如何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又该如何应付呢？从历史经验看，科学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方向，盲目自信其实是对生命的无视，响应国家号召，居家隔离，早发现早救治才是上上策。

参考资料：

1.李颖.明代福建瘟疫述论.闽江学院学报.2010(3)

2.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10(3)

3.林楠,张孙彪,曾毅凌.清代福建南部瘟疫流行的社会影响.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5)

4.林荣国.近世福建瘟疫之研究.

5.王旭东.孟庆龙.从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看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国经贸导刊.2003(12)

6.杨明新.试论近代闽南地区的鼠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专辑.

7.龙山神獒.《福建，不应忘却的鼠疫灾难》.新浪博客

8.厦门鼠疫记忆：“黑色恐怖”时期的抵抗.台海网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