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记」

辛丑播迁在闽南，界外起烟雨，我已等不起

在闽南，不同的城市风格造就了不同的人文性格：泉州重商，泉州人爱拼敢闯；漳州偏农，漳州人知礼淳朴；厦门秀美，厦门人安逸知足。尽管存在如此反差，但却不影响三者于闽南文化的共生共存与共性。

厦门与漳州的性格特点，在明代以前，并非今日这般，他们也曾轻生好斗、敢拼敢闯，而泉州人在这之前，也曾耕读为上、知书知礼，这一切的变故，很大程度来自清初期的那一场人祸，史称“辛丑播迁”。

闽南人，是山海文明碰撞的产物，有来自山的底蕴，也有来自海的创新，没有山的闽南人缺少灵魂，没有海的闽南人则失去活力，而迁界对于闽南的冲击，便在于与海的隔离，使得闽南人在二十年里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性格变化，这也是近现代闽南人性格发展的转折点之一，迁界也因此开启了闽南人与闽南文化截然不同的新走向。

一、迁界的缘起

从明正德年间起，中国的海上力量便一直由闽南人把持着，直到清军入关，这一局面都未曾改变，而坚持到最后并一直撑着南明大旗者也依然是来自闽南的势力-郑成功。

迁界的发生，便是清军针对飘忽不定、战力超群的郑军一次破釜沉舟的战略部署。

郑军之所以被清军如此看重，我们可以从顺治十三年到康熙元年之间郑军的动态找出些许规律。

(1)顺治十三年(1656年)

三月，郑成功军于泉州大败爱新觉罗•济度水师。

六月，郑成功麾下将领黄梧献海澄县投降清军。

十二月，郑成功军于宁德击败清军阿克善部。

(2)顺治十四年(1657年)

八月，郑成功亲率大军攻克台州。

十一月，永历皇帝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准备挥师北伐。

(3)顺治十五年(1658年)

二月，郑成功调回北征军队返厦，加紧练兵选将。

五月，郑军兵分三路，誓师北伐。

八月，郑军于舟山遇到台风，暂于舟山修整。

(4)顺治十六年(1659年)

五月，郑军集结完毕，正式向江南进军。

六月，郑军沿长江西进，克瓜州、取镇江。

七月，郑军围南京达半月之久，后兵败退守厦门。

(5)顺治十七年(1660年)

五月，郑军于厦门东、西海域大败达素、李率泰所率水师。

七月，郑军于厦门再败清贝子爱新觉罗洛讬。

九月，清军迁同安、海澄沿海88保边民入内地。

(6)顺治十八年(1661年)

正月，顺治皇帝驾崩，郑成功决定进取台湾。

三月，郑成功率海军从金门出发，直向台湾。

四月，郑军入台，围热兰遮城。

七月，荷兰人援军被郑军打败。清廷正式批准迁界政策。

十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令斩郑芝龙。

十二月，荷兰总督揆一投降。

(7)康熙元年(1662年)

五月，郑成功卒。

在与清军的对抗中，郑成功一直以海军作为主力，穿梭于东海、南海之间，从顺治十三年到顺治十七年，先后两次击败爱新觉罗家族的重要将领，其海上舰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鲜有对手，而那时的清军因多骑兵和步兵，对于海上作战只能依靠从郑军处投降而来的将领，如黄梧、施琅。

只是那时郑成功正值锋芒，麾下闽南习海将士皆是精锐，毫不破绽，清军既无法施展陆地战力，又不能瞬间提升海上力量，只能任由郑军来去自由。

但这还不是清军使用焦土政策的动机，真正让清军提高警惕并酝酿更大策略的导火索来自郑成功的南京之围。在该战中，清军感受到郑军强大的攻击力，不再把他当做是东南一隅的割据，而是可能影响全国战局的一个重点对象，于是在郑军败退厦门后，清军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决战，意图一举消灭郑军。

尽管清军以优势兵力从海澄、同安两个方向向厦门包抄，但最后还是在厦门海大战中全军覆没，该役中，阵亡的满族六品以上将校多达六十余人，如此惨烈，怎能不让清军胆寒。

海上抗衡不敌，清军只好从陆地上断绝郑军补给，以迁界的方式让郑军在海上彻底失去持续营生能力，这招确实是釜底抽薪的上上策，然而，苦的却是百万沿海百姓。

二、迁界的政策

就在厦门海大战之后，清军两路大军出发地的海澄、同安，便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沿海居民内迁动作，其目的在于暂时阻止郑军的反扑。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未雨绸缪，郑成功并没有向大陆进军，而是利用郑军锐气正盛及顺治帝的驾崩两个有利时机，立即东向台湾谋取更大的战略后方。而清军的代表，黄梧也适时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平贼五策，其内容可谓火辣，已经超出了封建时代人性的底线，由此可知黄梧对郑成功的恨意之深：

(1)断补给：广东至山东沿海二十里划为界外，百姓内迁；

(2)断沟通：执行海禁，寸板不得下海；

(3)断后路：杀郑芝龙，以示对抗决心；

(4)心理战：挖郑氏祖坟；

(5)长久计：调投诚官兵开垦荒地，练兵准备后续决战。

道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清廷竟然接受了黄梧的建议并予以执行，如此一来，郑军确实无法从沿海获得所需物资，但同时清军也丧失了进一步壮大自己海军的基础，这算是一次双输的买卖。

不得不说郑成功的眼光长远，他拿下台湾后，将大量界内百姓转移至台湾，并借此大力开发台湾，很快的，台湾富庶的土地便回馈郑军以用之不竭的粮草，这大概是清军所无法料到的，而郑成功原本垄断的东南海上贸易，依然能够满足自己军队的所有开支。

至于这场对阵，双方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却对沿海百姓造成及其恶劣的影响，其中尤以闽南人受害最重，又以海澄、同安、晋江等厦门湾的百姓最为凄惨。如今，我们还能在闽赣之间找到不少闽南语方言岛，那大概都是这个时期的迁界移民，当然也有相当大的人群向南到了海陆丰，甚至远至南洋。

三、迁界的范围

顺治帝驾崩后，清兵部尚书苏纳海奉命执行迁界：福建的部分，从福州闽安镇以北六百七十里至沙埕，以南一千一百五十里至分水关，整个福建沿海都在迁界范围内。于界内设置营寨，禁民外出，凡入海河流皆“断而守之”，甚至还特别让靖南王提兵一万从广东入闽协镇，苏纳海还觉得不够，再增加七千兵力协防。

于闽南，涉及迁界的县共有八个，漳泉各四，由北及南依次为惠安、晋江、南安、同安，龙溪、海澄、漳浦和诏安。所覆盖及放弃的田地，惠安计1909顷，晋江1252顷，南安372顷，同安1941倾，龙溪382顷，海澄784顷，漳浦1163顷，诏安384顷(另有平和25顷)，其受害范围最广者惠安、晋江、同安、海澄和漳浦等五县。

家园被毁，百姓被迫迁徙，由此引发的人口逃离才是闽南沿海县最大的伤害。

(1)海澄县，明崇祯年间人口共计30569，康熙元年划界时立即减少至16015人，到了康熙九年初步展界时只剩下10383人，康熙五十年仅提升至12291人。

(2)同安县，明万历三十六年人口计40430，康熙末年仅剩14421人。

(3)晋江县，明万历三十六年人口计56159，至康熙五十年为43727人。

(4)惠安县，明万历四十年人口计30795，至康熙五十年有男丁15054人，则总人数不下30000人。

从以上四县数据看，由明入清，沿海百姓因乱或迁界而消亡者不下六成，在展界、复界之后，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和政策鼓励，人口大多呈现恢复的迹象，如晋江和惠安，到了康熙五十年基本恢复到明末时的人口规模。

然而，海澄和同安两县却极其诡异，康熙末年的人数竟然连明末的一半都不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厦门作为清初对台的唯一口岸，与之相近的同安、海澄人多从此入台。

(2)九龙江口从明代以来习惯于经营海洋，在海禁之下，新生人口仍出海谋生。

(3)同安、海澄除沿海以外，腹地窄小，承担不了太多沿海百姓的内迁，因此流失人数最多。

(4)两地是清郑直接对阵的前沿，死伤最巨。

以上原因皆有，鄙人比较了南洋原生华人的籍贯情况(如马六甲三宝垄清初华人墓碑)，在明末清初下南洋者，也确实以海澄和同安两县为多，这也侧面反映了迁界对其人口大量流失的事实。

四、出洋的证据

以下两例侧证，足以向我们显现海澄与同安迁界时期出海之人的众与势。

(1)海澄属，青礁慈济宫，康熙三十六年《吧国缘主碑记》

吧国缘主碑

作为辛丑播迁后第一次明确的慈济宫重修，《吧国缘主碑记》可谓信息满满，“辛丑播迁，庙成废墟，公之子姓(颜姓)复捐募重建，管立殿厥，架构粗备，未获壮观”，青礁颜氏凭一己之力，在复界十余年后的重建，显然在资金上是不足的，好在其所在的海澄，有在南洋经营得当的，“赖吧国甲必丹郭讳天榜、林讳应章诸君子捐资助之”。

吧国，即今印尼雅加达，当时为荷兰殖民地，早在明代，便有漳泉人前往通商、定居，从该碑捐资芳名看，当时的吧国有大量海澄周边人，计有各地甲必丹14人，信众108人，其中前任吧国甲必丹郭天榜、当任甲必丹林应章便是本次捐资的带头人。

青礁慈济宫

另外在落款时，还有“甲必丹林讳应章，美锡甜马讳国章，同议将吧国三都大道公缘银，丑寅二年共交银肆百贰拾两”的说明，由此可推，林应章、马国章还可能是海澄三都人，他们带去了三都的共同信仰保生大帝落地吧国，并在迁界年间在吧国构建了相当规模的同乡商会。

(2)同安属，龙池岩，康熙三十五年《重兴龙池古刹碑记》

作为同安县著名寺庙，龙池岩有点名不如实，或许是因为他位置的偏僻，人们很容易把他淡忘掉，但从遗存故事与碑记看，龙池岩确实不俗。“文圃山龙池岩者，古刹胜迹，创自初唐，迄于前明...迨国朝以沿海迁移...岩僧文晦上人还瞻故山，悲悯移泐，志切修复...于是乡□□万里募诸外国大檀越...幸甲必丹郭公邂逅□□，便发菩心，随备白金...构成后殿...适乡人林密观过吧，与郭公坐谈之顷，述及兴岩...林公则亦捐奉白金...时在吧善信闻风协助。”

龙池岩

在碑记的落款处，檀越主为郭天榜和林应章，缘首有蔡宗龄、马国章，雷珍兰王应瑞、郭居鼎，美硕甘林元芳、陈炯赏等，捐奉前列者几乎都是南洋华人，且与慈济宫的吧国缘主碑名单高度重合，显然，这是一次相似的捐款，只是在劝缘方面，青礁慈济宫主要为颜、林、吴、陈等海澄人，而龙池岩则为林、王、潘、郑、林、吴等同安人，尽管二者分属两县，但却是同山邻里，他们在出洋避乱时必然彼此相亲，这才有了共同支持家乡建设的义举。

由此可知，原本在明代从事海洋贸易的闽南人，年初乘风下洋，年中返乡，如此年年循环所构建的原乡居住、南洋经商的社会形态，在迁界时被迫发生改变。有家不可回使得他们不得不最终落户南洋，并在南洋构建起类似原乡的社会形态，如建设宫庙、家庙，组建同乡会、同姓会，建立义冢等，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叶生根”。

因明代中后期经营海洋贸易最彻底的闽南人主要来自厦门湾，因此像海澄县、同安县以及晋江县的一小部分地方成了移民南洋的人最主要的祖籍地，这也是为何即使到了康熙末年，这些地方人口仍未恢复到明末水平的原因之一。

此情此景，纵然界外烟雨已起，被迫离乡的人却早已等不起，只能他乡长眠了。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