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沧，为半岛地形，西北靠山，其他三面向海，曲折的海岸线，为海沧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沿海地形，有的港阔水深，是天然的优良码头，有的水土丰美，是海货丰沛的渔场。因而，除了充作船只往来和避风的津渡外，大部分海湾仍是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海田（或称海泊、泥泊）。这些海田被船只航道切割成若干区块，有的枷椗丛生，有的遍布蠔石，也有的泥泊一片，但不管哪一种，总有各式各样的鱼鲜参差其间。人们只要在农耕闲暇，花点力气和时间，多少都能够从海田中获得舌尖上的慰藉或者生活所需的补贴。

但是，自明清以来，随着当地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匮乏的矛盾，也开始反映在海田的争夺之上。明早中期，海沧各社各族在通贩东西洋的大背景下，尚遵循着泾渭分明的海田传统界线，还能保持着最基本的克制。明万历以后，激增的人口以及不同区域人口增长率的差异，使得人地矛盾及人均资源分配的平衡被不断打破，一些人口较大的宗族社开始突破传统海田界线，向邻社扩展，从而引发了一件又一件的争议，乃至械斗。至今，海沧碑记及地方方志中，关于海田争夺及判决的处理记录，就有六件，我们姑且从这些碑记中找寻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关于海田的那些往事。

在闽南，溪流入海处自然形成的半封闭海湾，因水流趋缓、泥沙淤积，及海潮周期性的浸染，往往会成为各类鱼鲜的聚居地，人们一般称之为“港”。在海沧，从西往东，分布着大大小小十数个港，除了方志中见载的鸿江港、海沧港、东头港、筼筜港外，还有山后港、卢渐尾港、钟林港、新垵港、鼎尾港、周瑶港等，其中以山后港、筼筜港、卢渐尾港、钟林港等所在的海沧湾（今海沧湖附近）规模最大。海沧现存的六方海田碑记，除了描述圭屿的《邑侯宁州陈公惠民海泊碑》、《邑侯陈公宪断海泊示禁碑》外，均发生在海沧湾内。

一、历史背景初探

按《海澄县志》载，宋元以前的海沧乃“斗龙之渊、浴鸥之渚”，“结茅而居者，不过捕鱼纬萧沿作生活”，后随着“筑海引泉”及“颜、苏诸君子唱学振人”的不断浸润，海沧才渐渐“农务兴”和“文教启”。但毕竟地处海滨，“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仍是海沧早期的主旋律，《东西洋考》对当时的生活、生产状况归纳为只有以海为业才能自给自足，“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因此，当明朝官府加强海禁时，海沧人就不得不有所反抗了，“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乡导以入。”

正是生活困顿所迫，海沧人从元代以后，民风渐由知书达礼转向轻生好义，特别是拥有港汊繁多的地方，更是为乱根源，诚如《筹海图编》所说，“嵩屿、渐尾、长屿（今东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其中的嵩屿、渐尾、长屿即位于海沧湾内。这些地方除了多出海贼外，其实也是明朝重要的水军兵源，俞大猷云，“错以步战，乃中国之长技，今钩刀虎叉二手随时教阅充用，惟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土名海沧、许林、嵩屿、长屿、赤石、玷尾（渐尾）、月港、澳头、沙坂等地方”，“此各地方山川风气生人，刚勇善斗，重义轻生”。

有如此血气方刚之人，也难怪到了太平岁月，他们在海田的方寸上，会出现你争我抢、需要官府介入才能平息的境地，此所谓地生人也。

二、族产与社产的转换

六方碑记中，都重点谈到了海田在归属上是“有限制”的公产，其所谓的“公”，不仅有一姓一族所限的“族产”，而且也有一社多姓的“社产”，二者的界线似乎有些模糊，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自由切换。

如在《漳贰守沈公惠民泥泊德政碑》，争议海田系“吾长民有也”，从立碑人李、曾、张、杨、柯、刘等姓看，此海田为长屿“社产”无疑。然而到了《澄邑侯汪公惠民泥泊德政碑》，同样是该片海田，却断定为蔡、柯、李三族共有，“当分三…属蔡，各照定界为业”，“柯、李应分海泊，载在碑边”，甚至，对于同属长屿的柯、李二姓，也顺便明定其他海域的界线，“长屿五甲海泊柯姓得陆分，李姓得肆分，永远遵守，特记”。

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渐美村。当时的渐美，至少包含了两个社，其一卢坑，其二渐美，二者均与钟山比邻，前者以山和田地相连，后者以海和田相接。当钟山蔡姓在万历、天启年间跨界侵占渐美海田时，卢坑和渐美则以“卢渐美”的名义“相率走控”，随后“遂以法法其尤者，榜而立之界”，“于是渐得长有其泊如故”。如此可见，与钟山划界时的渐美海田，是跨越宗族的“社产”，以社产名义，容易号召更多的社民参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社产并不恒一，几年后的崇祯三年，卢坑在谢氏家庙前立了一块《世飨堂业产碑》，明确了充作谢氏大宗祭祀用的海泊范围，可见，在卢渐尾“社产”内部，还明确细分了不同姓氏所有的“族产”。

三、海田冲突下的宗族发展

早期的海沧原住民，本质上仍处于社与族并存共生的阶段。大部分社一族独大，少部分多族共存。在明清弱肉强食的时代，如果社和族之间没有达成团结共识，想要在后续的发展中独善其身，是相当困难的。从六方海田碑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规律。

除了《邑侯宁州陈公惠民海泊碑》、《邑侯陈公宪断海泊示禁碑》是属于同社同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外，其他位于海沧湾的四方碑记均是跨社跨族冲突的案例。四方碑记共涉及渐美、钟山、石塘和东屿四社，被告和原告各有两社，但集中度却非常高，钟山三次被告，东屿三次原告，这显示了二者在争议中存在的不对等关系。按今日社与族的规模看，石塘谢姓和钟山蔡姓，在人口基数方面仍大于渐美和东屿各姓，这一状态似乎已经存在四五百年了。

如钟山蔡姓，《漳贰守沈公惠民泥泊德政碑》称之为“族豪”，《邑令劉公惠民泥泊碑》描述为“巨姓”，《澄邑侯汪公惠民泥泊德政碑》称“邻豪”、“豪右”，《督抚提臬道府列宪州县审详谳案碑》又称之“豪强”；于石塘谢姓，《督抚提臬道府列宪州县审详谳案碑》称之“巨族”。反观东屿柯、李二姓，他们在碑记中往往使用显露自己势弱的字眼，如“恃强侵占”、“强弱相凌”、“特以人少而见侵其地”等。

而一直以来，谢、蔡二姓均表现出族大势强的态势，他们更符合明代海沧人的气质，而东屿柯李二姓从嘉靖以后，则改以修文仕进，以弥补人口上的不足，这也算是另一种处事之道。因此，为了防止他社他族蚕食本社土地和资源，一些同社的不同宗族之间往往需要精诚合作共克时艰，诚如东屿的柯李二姓，吾贯的林吴二姓，以及渐美的许、谢、蔡诸姓等，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