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公司”一词，大部分现代人想当然地会和企业联系到一起，之于“董事”、“经理”等词，毫无疑问，也与企业息息相关。然而，早在数百年前的中国和南洋，公司和董事这两个团体和运营者的概念便已存在，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本土”的多，似乎，他们并非完完全全的舶来品。

查网络上关于“公司”一词的出处，竟然能够追溯至春秋时代的孔子和庄子，如“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若单凭此字面意思，公司一词确实很“中国”。然而，按图索骥，重新查阅其出处《礼记·礼运》等经典，却完全找不到相关的任何字眼。难道，所谓“公司”的经典出处是后来人臆断捏造、混淆视听的把戏？

还真有娱乐的可能。公司一词的产生和引用，从接下来的履历看，应该和华人群体有关。

诚如荷兰和英格兰在远东设立的东印度公司一般，“公司”应是一个西学东渐、再由本土文化加工后的产物。华人们借鉴了西方人的制度，将“数人之财”的公家改造成有纪律的机构，然后推举数人“运转”，便成了公司，而运营者则以董事、家长、总理、信托人等身份周旋其中，从而使中国民间已有的社、家等组织演变成现代概念下的“公司”。

起先，公司犹如今日的概念一般，是一个有同一目的，如盈利，组织的代名词，由西方传入南洋，主要集中应用于商业组织，如兰芳公司。后来随着海外同族、同社团体的建立及公家款项积累和管理的需要，一些公家机构相继仿效公司的架构进行建置和管理，并冠以“公司”“某堂”之名。这些机构，在参与原乡活动时，更乐于使用“公司”一名，除非他们是以原乡更大或者更具主导权的公家机构的附属角色出现，如槟城水美宫蔡公司在原乡几乎未见身影，但同期则多以蔡钟林美或蔡钟山的方式出现在海沧的各公共场所。

公司，在后期的发展过程，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则不断壮大，特别是以槟城五大姓为代表的同姓公司，他们因海外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不仅掌握了海外三都人、漳州人的话语权，而且能够左右原乡既有公家机构的决策和行动，故而海沧现存的碑记中以“公司”为名号的姓氏公家越往后越发多了起来。

公司在海沧的演变，明显带有海外内传的特点，时至今日，在海沧，仍有诸多社族称本社或本族公共机构为“公司”。接下来，我们且以五大姓公司在海沧的捐缘记录，稍作分析，还原公司的内传演变过程。

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重修云塔寺碑记》是海沧诸公司最集中出现的记录之一，“邱家公司”、“杨家公司”、“谢家公司”、“林家公司”，集齐了槟城五大姓中的四家，这些公司都是清一色的海外组织，虽然他们的身份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祠”，但是却不等同于本地的某个宗家大族，他们更像是海沧诸多村社同姓的联盟机构，为了共同的三都地标云塔寺而集中刻名。以此为引，我们可以以上溯源下顺流的方式，还原其演变梗概。

如邱家，嘉庆廿三年（1818年）《重修正顺宫碑记》中邱氏公家组织计有三个，分别为来自槟城的“大使爷槟城公银”和来自台湾的“大使爷台东公银”、“大使爷台港公银”，立碑者未署名，以“董事”名之，此时地处海外的新垵公家，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组织。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重修正顺宫碑记》，“大使爷槟城公银”变成“梹榔屿龙山堂公项”，立碑董事计六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则为“新江邱龙山堂”，融合了祖籍地、信仰和姓氏的三重概念，此时海外邱公司已经成型并深度影响了原乡，这大概是因为邱家只来自一社一姓，比较容易做到内部的统一。至民国廿三年（1934年）《修岸筑亭碑记》记为“新安诒谷堂公司”， 1957年《重修诒榖堂宗祠碑记》为今日的“梹城龙山堂丘公司”，除了名讳的区别外，也有海内与海外的区分，诒谷堂代表原乡，龙山堂代表海外，但都认可了“公司”叫法。

谢家的状况和邱家部分相似，起初也是以共同信仰集合而成的同族组织，如道光元年（1821年）《重建龙华堂碑记》记为“槟榔屿二位福侯”，董事二人，与新垵的“大使爷”完全一样。与此所不同的是，谢家在道光之前，拥有另外的公家身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建立祀田碑记》的落款为“石塘合族家长”，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重修渡头碑记》、嘉庆七年（1802）《重修龙王庙碑记》、嘉庆十九年（1814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则稳定为“谢石塘”，显然该时期的石塘谢姓拥有至高无上的决策力和影响力。道光之后开始出现变化，咸丰四年（1854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为“世德堂谢姓”，光绪二年（1876年）《重修龙池岩》“石塘社谢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为“石塘谢宝树堂”，从石塘社的世德堂，到石塘周边六社共同奉祀的楼山灵惠庙“二位福侯”，再到全国谢姓的宝树堂，谢姓以石塘社为根基，发展成跨社的联盟，尽管她仍以石塘村属各社为主，但显然“公司”是壮大了，名讳选用公司自然更为合适。

与谢家由小变大不同，杨家是由大变小，且出场率要低得多。如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中，当各公家机构纷纷以族姓和社名的形式呈现时，霞阳则保留最原始的宫庙角色参与其中，“应元宫捐银壹百八拾六员”，位列第七位，虽实力不俗，但她是专属于霞阳杨姓一家还是霞阳诸社、诸姓共有，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知道槟城杨公司一开始并不专属于霞阳，其成员还包括同属海沧的上瑶、杨厝以及同安的后溪等地，故其早期堂号选用“四知堂”。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杨四知堂”被冠以“霞阳”的地域局限词，由此可知，当时霞阳已经完成杨姓一家独大的掌事权了。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重修石室院碑记》则又回归属于自己的“霞阳社杨植德堂公司”。

林家，与上述三家皆有不同，她不太突出“社”的特点，以至于在林家公司的几个组成成员，如林东社、吾贯社、坂尾社等中也找不到她的影子，这可能与林家从一开始就遵从跨社姓氏联盟的路子有关。与林家状况几乎一致的是陈家，如果说林家是海沧三都片区的小区域联盟，那么陈家就是跨越漳泉的大区域组合了。即使如此，在海沧的碑记中，还是可以找到陈家公司的一些身影，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明德堂重修碑记》，芸美陈氏把钱收寄在“槟榔屿大公司”生利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陈家公司”捐英叁佰大员。陈公司在海沧的低频出现，主要原因是没有哪座宫庙或宗祠是各陈姓成员的共通信仰，如重要成员莲花社位于东孚中部，与位于鼎尾盆地的芸美，及海沧南部的山仰几乎没有共通语言，唯一相关的慈济宫，又因漳泉祖宫不同而不得相交，所在到最后，他们便选择了开漳圣王作为纽带，只可惜，圣王香火在海沧并未得见。

以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沧人走出国门之后，因持续壮大的实力而效仿当地组织成立了“公司”，他们通过与家乡的互动而促进了家乡公家组织的改革，最终将公司的制度引入海沧。然而，随着国内形势的一变再变，公司所依赖的宗族环境不复存在，公司自然也在时代浪潮中渐渐湮灭，惟商业性的公司在改造及回流之下，重新呈现于今日的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