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王爷信仰一直与瘟王信仰混为一谈，这一结论在大部分场合是被“公认”的，一直到“送王船”进入世界非遗名录后，以钟山水美宫等为代表的与海洋活动息息相关的“代天巡狩”王爷信仰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即使如此，我们在追溯王爷信仰的源流过程，仍不能避开瘟王信仰的作用，因为，王爷信仰的壮大发展过程中，祛瘟逐疫的神迹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首先，我们从福建瘟疫的发展演变开始说起，以便更直观地了解瘟王信仰与王爷信仰的发展关系。

闽江学院的李颖教授曾经对明清两代的福建瘟疫状况做过详实的统计和调查 ，据载，整个明代276年16朝，福建共发生163县次的瘟疫，其高发期为成化、正德和嘉靖三朝，在83年、占比30%的时间里共发生了62%的瘟疫次数。这些瘟疫呈现出北多南少的特点，以文献记载最丰富的的万历朝为例：福州23 次，泉州16 次，建宁16次，延平府 18次，汀州6次，兴化4次，邵武40次，漳州11次，福宁29次。尽管此时福建的经济和人口重心已经南移到闽南的漳州，但这里的瘟疫严重度却远低于闽北、闽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闽北最严重，闽东次之；在闽南地区，泉州又高于漳州，与闽北比邻的闽西，情况又比闽南好得多。显然，明代的福建瘟疫中心在福建北部，南部相对要弱得多。

到了清代，瘟疫大有席卷福建全省的态势，特别是影响范围最大的鼠疫在福建各县市先后爆发了 1,752县（市）次 ，染疫县市数每年在25个左右；1884-1901年，染疫县市数不断攀升，最高达到30个之多；1902-1946年，染疫县市数基本在30个左右徘徊，最少的也有26个之多；1944-1947年鼠疫大流行期间，染疫县市数突破40个，其中1946年达到惊人的43个，占全省县市总数的2/3。此外，清代的瘟疫，种类较之明代发生了变化，带有明显的域外元素，如霍乱和鼠疫等，重灾区也明显南移，按目前史料所载，鼠疫登陆福建的第一站便在厦门，之后肆虐全省。

由上可知，纵然鸦片战争以后闽南受到了更多的外来瘟疫影响，但历明至清，闽南都不是福建瘟疫的主发地，故而福州、莆田地区常见的瘟王信仰不会只影响到闽南，从瘟疫的发展趋势看，他更应该北上、西进，而不会只是南下一条路，更不会止步于九龙江流域附近。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闽南各县市的瘟疫分布情况，笔者翻阅了部分闽南地方志，将明代到清代有关灾祥中有关瘟疫的记录摘抄如下，以便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规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泉州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薰蒿悽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 。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正月至五月，龙溪疫作 。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正月，漳州疫起至于五月 。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泉州大饥疫 。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诏安瘴大作 。

崇祯十三年（1640年），漳州郡城火、大疫 。

顺治九年（1653年），漳州城疫大作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泉州疫糴贵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晋江大饥疫 。

乾隆十八年（1753年），海澄疫，民毙、牛马死无数；同安亦大疫 。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同安大疫 。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东山瘟疫大作，人民损失数百人 。

嘉庆二十五年秋八九月漳州大疫，男女吐泻暴卒不可胜数 。

道光元年（1821年），漳浦大疫，男女吐泻暴卒不计其数 。

光绪十七年（1891年），厦门禾山大疫 。

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春始有鼠疫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 。

光绪十七年夏秋，厦门疫死者多 。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厦门鼠疫死者千余人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厦门鼠疫甚时，一日死五十人。（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民国《厦门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福建地方志丛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厦门鼠疫，隔年三月，更甚 。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德化鼠疫始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厦门疫历时四月之久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厦门疫 。

宣统元年（1909年），厦门赤痢、天花、霍乱、鼠疫流行 。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厦门疫 。

由上，我们归纳几条闽南瘟疫基本的特点：

其一，明代福建瘟疫最严重的成化、正德、嘉靖三朝，闽南各县除了嘉靖四十一年泉州那次严重的瘟疫外，似乎影响并不太大。当时闽南受到的最大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倭寇、山贼、海盗的侵扰，才是人们要首先面对的，而频繁的战乱却没有带来严重的事后瘟疫，显然，当时的闽南在医疗卫生方面应该是有所保障的，或者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其二，月港大贸易时代，闽南的瘟疫开始抬头，北起泉郡，南至南诏，整个闽南都出现了瘟疫。尽管其中案例有因饥饿引发的效应，但又不能排除是否有外来的影响。

其三，从清初到鸦片战争之前，闽南的疫情与万历时相当，特别是乾隆一朝，厦门湾内的漳州、海澄、同安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瘟疫，此时的瘟疫种类可能是霍乱，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

其四，鸦片战争以后，则是席卷全国的鼠疫作祟。

可见，在王爷信仰发源的嘉靖以前，闽南的瘟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王爷信仰蓬勃发展的万历朝及以后，也是瘟疫肆虐的时期，王爷信仰开始规模成长。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瘟疫的到来，加速了王爷信仰的传播，最终又因厦门湾更大规模的疫情而使得该地区成了王爷信仰最集中、影响最深远的地区。

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瘟王信仰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迁移的趋势是由北及南，虽是一样的人，但北方和南方在气候上明显的差异却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反应，如河南人居住于河南，“上火”的机会是极小的，但一旦进入闽南地区生活一年以上，就可能在莫名其妙之间开始上火，怎么也消不下去，这就是气候和地理上对一个人最大的差别影响。因此，从远古时期开始，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便开始针对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有针对性地创造出一些兼具药方和信仰催眠作用的物料和仪式，以便达到驱、避瘴、疠、疫的目的。如端午使用艾草净身、雄黄入酒、划龙舟等，皆是始于此类。在流感还未风行之前，中国大部分的瘴疠多发生在夏季，因此在早期的祛瘟逐疫祭祀时，人们也多在夏季，特别是在端午前后细菌规模爆发时举行仪式。

有关的记载以福州最是丰富，“闽俗，病瘟独信巫，谓谒医必死，虽至亲亦惧传染，不相顾问，死亦不发丧。按其神俗称大帝，像设凡五，其貌狰狞可畏殿宇焕俨，过其前者屏息不敢谛视。又传五月五日为神生日，前后月玉酬愿、演剧，各庙无虚日即无疾之人亦皆奔走呼吁，惟恐获罪谴，或疫气流染，则社民争出金钱延巫祈祷，谓之‘禳灾’” 。此处之“五大帝”，即道教所说的“五瘟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方为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季、总管中瘟史文业” 。

较早关于福州五瘟王的记载，还有崇祯十五年福州百姓的“请相”、“出海”，“二月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 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人生礼。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贴、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装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围…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 ”。

从描述上，福州五帝的“出海”和闽南地区的送王几乎一致，只是其举办时间一般起于正月前，盛于五月，即瘟疫大起的春夏之际。这种“五瘟王”或“五帝”信俗也随着瘟疫的大发展逐步向南扩散。乾隆时期的泉州，也出现类似的模式，“是月（五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诞道设醮，至其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以木舟真器，用以浮于海者 ”。泉州五月送王做醮，在形式上和福州并无太多差异，只是规模上略微升级。泉州的五瘟王系统对台湾的影响极大，特别是清代大量泉州人移民台湾及漂流的王船靠岸台湾后，链式反应般为台湾带去了大量关于祛瘟逐疫的王爷信仰，这也是台湾王爷信仰大多带有瘟王色彩的原因之一，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认定，凡台湾五王系统 ，皆是“五瘟王”的衍生。

然而，与福州、泉州“五瘟王”系统几乎同时存在的漳州王爷信仰，尽管在表现上差异无几，但却有几点本质上的差异：

其一，王醮时间。漳州系多在秋冬季冬至之前，一般认为与季风有关，而不是历来瘟疫的春夏高发时间。

其二，神灵样貌。福州系五瘟王大都面目狰狞，而漳州系则慈眉善目，前者使人畏惧，后者让人心安。

其三，仪式参与。福州系送王时多是隐秘进行，漳州系则锣鼓喧天。

其四，社区融合。瘟王系统往往作为特定神专职祛瘟，王爷系统则多为全能神，与社区家族融为一体，其背后一般为大宗望族，荣辱与共。

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理解为源头和目的上的差别导致。传统上，经营海洋活动的群体会根据季风情况进行祈风颂福的仪式，其中有个环节便是放彩船，历史上，大的仪式是由官方主导进行的，如宋代的泉州市舶司，之后大部分时候则由民间各团体举办，其依托有二，其一为宗亲会，其二为宫庙理事会，前者由宗族家长主持，后者则在神灵的护持下共同参与，常见的除王爷外还有妈祖。漳州系王爷信仰最开始便是起于这样的祭祀活动，后来便依托于宗族和社祠，逐步演变成“代天巡狩”信仰。

而瘟王系统漂放纸船的形式则是源远流长，只不过到了海边仪式被放大了，毕竟大海的净化能力在沿海百姓眼里更具神力，因此送王船的模式更容易在海边盛行。当二者在闽南地区相遇时，便有了融合大发展的机会，于是兼有祈风颂福、祛瘟逐疫的王爷信仰便诞生了，前者因源于海而衍生出“不入北”、“不入永春”的说法，后者因起于瘟而在瘟疫肆虐的清代爆发式增长。以至于，到了今日，针对王爷信仰的全部，我们已经分不清他属于哪一种了，因为二者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单独区分了。

参考资料：

[1] 李颖。明代福建瘟疫述论。闽江学院学报，2010（3）：第130-134页

[2] 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10（3）：第64-67页

[3] 阳思谦总辑。万历四十年《泉州府志》卷二十四杂志之“祥异类”。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4] 吴宜燮修。乾隆二十六年《龙溪县志》卷二十祥异。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九十号，1967年

[5] 沈定均修。光绪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六灾祥。芝山书院藏板刻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6] 怀荫布总裁。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祥异。同治庚午重刊板藏泉州学署，国家图书馆藏

[7] 陈荫祖编。民国三十一年《诏安县志》上编卷五大事记之“灾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中国地方志集成之福建府县志辑地三十一册

[8] 吴宜燮修。乾隆二十六年《龙溪县志》卷二十祥异。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九十号，1967年

[9] 怀荫布总裁。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祥异。同治庚午重刊板藏泉州学署，国家图书馆藏

[10] 方鼎修。乾隆三十年《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之“祥异”。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八十二号，1967年

[11] 陈瑛主修。乾隆二十六年《海澄县志》卷十八灾祥志。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吴堂主修。光绪十二年《同安县志》卷十三灾祥。中山图书馆藏本

[12] 吴堂主修。光绪十二年《同安县志》卷十三灾祥。中山图书馆藏本

[13] 陈振藻修。乾隆《铜山志》卷九灾祥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中国地方志集成之福建府县志辑地三十一册

[14] 沈定均修。光绪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六灾祥之“灾祥新增”。芝山书院藏板刻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15] 施锡卫主修。光绪二十一年《漳浦县志》卷十二再续志之风土•灾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中国地方志集成之福建府县志辑地三十一册

[16]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民国《厦门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福建地方志丛书

[17] 郑翘松纂。民国十九年《永春县志》卷三大事记之“灾祥”，北京图书馆藏本

[18] 吴锡璜总纂。民国十八年《同安县志》卷三大事记之“灾祥”。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八十三号，1967年

[19]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民国《厦门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福建地方志丛书

[20] 朱朝亨主刊。民国二十八年《德化县志》卷十八祥异志，北京图书馆藏

[21] 欧阳英修。民国《闽侯县志》卷二十二风俗。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闽侯县人民政府印，1995。摘自：彭榕华。瘟疫对福建古代社会风俗的影响。南平师专学报，2007（2）：第153-155页

[22] 百度百科词条“五鬼（民间传说）”，https://baike.baidu.com

[23]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摘自：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宗教学研究，2012（1）：第249-255页

[24] 怀荫布总裁。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卷二十六风俗之岁时。摘自：彭榕华。瘟疫对福建古代社会风俗的影响。南平师专学报，2007（2）：第153-155页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