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圃山群山环抱的腹地，有一个曾经名声在外、如今却默默无闻的小社，名曰：龙门。龙门社，虽隶属以海著称的鼎美村，但却是海沧区难得一见的山中社，如今的她，已然全社拆迁十余年，以至于曾经出现在各类国史、方志中的“龙门”印迹，也开始变得模棱两可、似有若无了。本文，除了要唤醒此社地名由来外，还要细细考证那个被误解了近千年的“龙门”和“五通”归属，还原存在于厦门的一段历史悬案的真实面貌。

按志载，南宋末年，文天祥护卫宋幼主从鼎尾登陆，在途经龙门社去往海沧的路上，有一山头称五通岭，岭上路旁巨石鼎峙，文天祥顺势大笔一挥写上“龙门”二字，之后，这里便有了龙门、龙门岭及龙门社的相关称谓。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晋江人何乔远亲赴现场勘查，提出至今未解的疑论：此“五通”乃指厦门岛的五通渡，而龙门亦非文天祥所写。加之，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龙门社“龙门”石刻的破坏，及龙门社的拆迁，这桩疑案就真的没办法也没人试着去追溯了。

一、从《厦门志》说起的疑虑

《厦门志》卷二“五通岭”的记载，是有关何乔远“龙门”和“五通”疑论的集大成者和拥护者，也是影响今人对“龙门”认知的源头，文曰：

“五通岭，在城东北三十里，与烟墩山近（《县志》），宋幼主所过，乃此岭也（《闽书》）。按《同安县志》、《方舆纪要》、《泉州府志》，皆云五通岭在积善里庄坂尾（即今海沧鼎尾一带），路旁有二巨石夹峙，高四、五丈，宋文天祥侍幼主至此，题曰‘龙门’；《海澄县志》：文丞相书‘龙门’二字，在海澄、同安连界之五通岭；《漳郡志》误谓在龙门岭；而《闽书》辩云：‘五通岭，予尝至其处，岭路岞峈，非通衢也。幼主自龙窟登舟，不叶取途于此。惟嘉禾屿有五通岭，乃幼主所过。又文丞相未尝奉幼主南行，所云丞相，或陆丞相欤？’考嘉禾五通岭为宋幼主所过，姑从《闽书》，而岭上今无二巨石。”

从《厦门志》可知，不管是泉州，还是漳州的府县志，一概认定文天祥的“龙门”石刻皆在龙门社域，其地名曰“龙门岭”或“五通岭”，所指概同。最先对此“定论”提出异议的，是万历年间晋江才子、《闽书》作者何乔远，他经过一番考证和田调，通过对宋幼主南逃路线的合理性判定和文天祥不在现场的论据推翻了前说，而提出了五通岭位于厦门岛的新观点。

名人和考证效应，对于编制《厦门志》的总纂周凯、总校吕世宜来说，自然是乐于接受的，更何况二人还曾结伴周游厦门，并找到了相近的佐证资料。《厦门志》卷十六旧事志又载，“‘龙门’二字，在今洪济山上留云洞下。去洞百余步，有两石壁夹道，道甚狭，才通人。字镌其上，大可三尺，秀削平正，是欧体，非米体，孝廉吕世宜手搨示余，最可信。”厦门岛此“龙门”二字至今尚存，在其附近尚有周凯、吕世宜结伴“到此一游”的石刻，可见他们二人是借《厦门志》坐实了《闽书》的怀疑，开启了“龙门”和“五通”在厦门的说法序幕。

事实上，在各类文献中关于龙门社的宋幼主、文天祥记载，远比想象更多，我们姑且从《厦门志》所引志书中逐一摘取，比较后再揣度其中异同。

按万历《泉州府志》载，“五通岭，在积善里十七都庄坂尾，中有龙行石，宋丞相文天祥辅幼主自御踏石至此，见路旁有二巨石，高四、五丈，其中如门，因大书‘龙门’二字，刻于石”，另“御踏石”条亦云，“自龙窟登舟，由五通岭过新安角屿入广”；康熙《同安县志》，在泉志的基础上增加了些许细节，“五通岭，在积善庄坂尾，路旁有二巨石夹路，高四、五丈，如门，石上有迹若鱼头上向者数十丈。文天祥扶幼主自踏石至此，大书‘龙门’二字，刻石”；《读史方舆纪要》关于五通岭的描述，算是泉、同方志的概括，“五通岭，县东七十里…又至庄坂尾，是为五通岭，路旁二巨石夹峙，高四、五丈，文信国题曰‘龙门’”。

泉州方志在清代以前，关于“龙门”的记载，可以归纳为：地点于庄坂尾（鼎尾）五通岭，时机为宋幼主南逃时，龙门为形似高、四五丈，书写者为文天祥。

又按万历癸酉《漳州府志》载，“龙门岭，在一二三都。峰头有石，高十余丈。宋文天祥卫帝昺南奔过此，书‘龙门’二字，勒石。同安林希元有诗云：“翠壁丹崖不可攀，石门龙过海风寒。擎天力竭忠臣毙，千古留题墨未干”；崇祯《海澄县志》并未沿用万历志的说法，而是对其进行了勘误，“龙门岭，路通吴贯，其上有龙门院，废址犹存”，又“五通岭，路通同安，峰头巨石高十丈余，宋文信公尾帝昺南奔过此，大书‘龙门’二字，勒石尚存，旧云龙门岭，误也。明同安林希元诗：翠壁丹崖不可攀，石门龙过海风寒。擎天力竭忠臣毙，千古留题墨未干”；《读史方舆纪要》也引用了漳志龙门岭的描述，“又龙门岭，在县东，上有石，高十余丈。宋末，文天祥奉少帝南奔，道经此，题迹犹存”。

漳州方志在记载上，笔墨多偏向于龙门岭，如果崇祯澄志不加以说明，可能会造成龙门岭即五通岭的误解，毕竟万历府志关于龙门岭的记载，几乎与嘉靖《龙溪县志》一致，显然那是漳州方志一贯沿袭的说法。方志勘误后，漳州方面“龙门”的记载，也可以归纳为：地点在漳泉交界的五通岭，时机亦为宋幼主南逃时，龙门以形似高十余丈，书写者同样是文天祥，惟此处多了嘉靖同安进士林希元的诗。

从以上漳泉的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摸清“龙门”与“五通”的关系了：在同安鼎尾通往海沧的路上，属同安一侧有五通岭，岭上路旁有高四、五丈的巨石夹峙，“龙门”石刻在焉；而进入海沧后，则有龙门岭，岭上曾存在过龙门院。如此巧合，以至于很多人将龙门岭和五通岭混为一谈，也使得漳泉两地方志的记载出现了些许出入，但即使如此，并不妨碍他们对文天祥与“龙门”石刻在龙门社的共识。

三、文天祥与“五通”的辩证论

即使在方志记载上，龙门社的“龙门”石刻如铁一般稳固，但是，针对何乔远在《闽书》中的疑虑，我们仍无法逃避不答，其一“五通岭非通衢也”，其二“幼主自龙窟登舟，奈何选择庄坂尾登岸”，其三“文丞相未尝奉幼主南行，所云丞相，或陆丞相欤”。解决此三问题，海沧与厦门“龙门”之争也便会有结果了。

其一，“五通岭，果真天衢也”

宋代时的海沧，乃漳州海贸一大基地，大量商品经由海口镇（今海沧社）收税后装船出海。因此，以海沧社为原点，有若干商道可直达漳泉各府县，其中经白礁、鸿渐、锦宅，在石厝与官道连通可去往漳州，另一经古楼、鼎尾、东瑶，在深青与官道连通可去往泉州和同安，两条支道的末端，都是漳泉两郡互相往来的官道，自古至今未曾变更。

古楼支道，即五通岭所在的商道，是海沧经陆地通往福建北部的干道之一，明嘉靖时林希元就是经此往来于金沙书院和同安之间；其在古楼村境内尚有文人墨客时常造访的云泉寺以及刻于大石上的“天衢”石刻；虎渡、贞岱、深青、凤山等苏姓祖地“街上社”也位于此道旁。

然而，不知何故，这条商道在明后期以后，渐不如前，乃至慢慢被废弃，以至于何乔远认为五通岭已非“通衢”了。反之，随着月港贸易的衰落及厦门港的崛起，作为同安去往厦门的必经之港“五通渡”则日渐突出，以致众人皆知了。

其二，龙窟登舟，至庄坂尾登岸是否有必要？

《读史方舆纪要》转志书载，“宋幼主避蒙古兵至泉，闻蒲寿庚之乱，止郡城北法石寺，越城南下辇，今为下辇铺。自下辇过县东五都龙窟村，有三巨石连接水中，由此登舟，谓之御踏石。”宋幼主从龙窟登舟沿同安湾南下，去往何处，决定了该在哪里登岸，若是漳州，则鼎尾、角尾和石尾是最佳选择；若是潮州，则无需停留直接乘水潮南下。

然而，根据方志经久不息的渲染，宋幼主在厦门境内的停留，又似乎不止一处，如《厦门志》所记厦门岛的“官荣石，距塔头社里许。宋幼主过此，民有馈献者，悉予官，陆丞相秀夫书‘官荣’刻之”，“金交椅山在城东溪边社，宋幼主尝登山坐此”，“宝山岩去城北十里，在吴仓社后…相传宋幼主尝掬饮之”，以及厦门西海域的“鼓浪屿，厦门东南五里…后有金带水，宋幼主投金带处”，“大担屿，在厦门东南海中，宋幼主过此，掷弃累物以浮舟”，“嵩屿在海澄县界，与厦门相对…宋幼主浮舟经此，适屈圣诞，群臣构行殿呼嵩，故名”。此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宋幼主事迹，还存在于厦门岛的东渡，海沧的侯塘等地。

如此种种，如果我们把其点以线连贯一起，便可以推断出一条可能的宋幼主南逃路线：自同安龙窟登舟后，于厦门岛五通渡登岸，在厦门稍作停留后于东渡再次登舟到达鼎尾，（原计划由此经漳泉官道入漳，期间可能临时变更决定），改由五通岭去往海沧，期间在青礁侯塘议事，后从嵩屿登舟，经金带水、大担门传统航线南下潮州。

如果宋幼主在一开始便没有入漳的打算，我实在想不到他们经过嵩屿的任何理由，毕竟海沧半岛是通往漳州的桥头堡，在明代以前，九龙江口没有哪个渡口比海沧和鼎尾更适合大部队停靠了。宋幼主在厦门境内停留的时间，在景炎元年至景炎二年之间，当时文天祥据有闽西南和粤东，入漳是明智的选择，何况他们一行人数众多，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太多的船只。只是，不巧的是，就在景炎二年正月，文天祥痛失汀州，可能使得宋幼主放弃入漳而改为入潮，因此不得不在鼎尾改道，从海沧寻觅更多的远洋船只继续南下。

其三，携宋幼主南下者，确非文天祥

诚如前段所说，当宋幼主进入同安界时，文天祥一直坚持在赣南、闽西抗击元军，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护卫宋幼主过龙门并大书‘龙门’二字。然而，文天祥的名气实在太大，以至于人们在后来攀附宋幼主故事时，也乐于将这位赤子英雄捆绑“销售”，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传播度。以故，当何乔远以怀疑的眼光，加以适当的证据，便能推翻历代修志者的结论和记载。

难道，龙门社的“龙门”就此结束吗？当然不会。

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在卷三十海澄县人物志的寓贤中，很不“适当”地将文天祥收录其中。说起不适当，指的是文天祥并未寓居漳州，顶多就是抗击元军时，退守此地经营一段时间，这样收录恐怕有攀附名人之嫌。然而，正因为这个不适当，却为“龙门”的由来提供了最可靠的答案。

人物志提到，“元兵犯汀，天祥移漳，图入卫”，“入卫”意味着文天祥是有接应宋幼主之心的，这与前段笔者所推断的宋幼主起初有入漳之意是匹配的。只可惜，此时部将吴俊降元，打乱了文天祥的部署，以致闽西南尽失，宋幼主也辗转南下。嗣后，文天祥在漳州杀了前来劝降的吴俊，“时经海门山，扫石壁大书‘龙门’二字”，海门山指的是九龙江口的海门岛，由漳经此山，则必然是到达了海沧境内，“大书‘龙门’”乃文天祥循幼主所过之地、抒发自己报国之心的补救举动。

这段记载，大部分见于《宋史》文天祥传，少部分可能源自漳志所注释的《丰熙碑记略》。宋幼主过龙门和文天祥大书龙门，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稍有间隔，但指向却相当一致，与澄志所写“宋文天祥卫帝昺南奔过此，书‘龙门’二字，勒石”所表达的史实相同，只是后来的人们在不清楚其背景前提下，误合并记述而产生了如泉志记载的错误。按万历漳志在文天祥传后的评论，“文信公未尝寓漳，特以驻师于此，已议祀于郡城，欲勿书得乎？今观其所遗石刻，英爽直与山岳争辉。千载而下望之者，孰不起其敬仰之思也欤”，亦可见明代时的漳州人对于文天祥与龙门故事的认知是清晰的，只能说讹传既久，以讹传讹了。

四、龙门社地名的由来

关于龙门社地名的真正由来，除了文天祥的“龙门”石刻之外，其实，还有另外更大的可能，那便是与龙门岭地名相同的出处。按乾隆《海澄县志》纠谬载，“文丞相大书‘龙门’二字在五通岭，盖海澄、同安连界通路处，郡乘误谓在龙门岭，岭原以龙门院得名，初无刻石，有目咸观而传讹至今”。

在龙门社的南侧，有属于海澄县域的龙门岭，岭上在宋代以前曾存在一处龙门院。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卷十二杂志之寺观载，“（漳州）东路乡村所管院二十九所，内有考院十三所，曰报恩院、永兴院、灵庆院、保民院、报慈院、资寿院、崇恩院、石室院、龙门院、大岩院、灵泉院、云峤院、铜盘院。”海沧位于漳州极东，属于东路乡村，有考的十三座寺院，与龙门院前后相邻的石室院、大岩院、云峤院皆位于海沧，其中的灵泉院可能是云泉院的误记，如此数量众多的寺院，也证明了宋代以前，海沧大岩山下“佛屠不知凡几”，堪称“佛国”的事实。文中又载，“永兴院、龙门院并入法济寺”，这大概是明初大改天下寺院的结果，而此后，龙门院便淹没不存了。

如此看来，作为漳泉通衢的五通岭，在海沧一侧能够产生街上社苏姓、上瑶社杨姓诸多进士和人烟，那么位于同安侧的龙门社，想必也已经有些规模了吧。若然，则龙门社地名的由来不会源自文天祥的龙门石刻，而可能来自更为古老的龙门院？就此，考证了文天祥与龙门石刻的真伪后，再留个疑问以待来者吧。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