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记」

佛国的蜕变：海沧人信仰史略一二

信仰，因为相信所以敬仰。

海沧人，对信仰的执着和热情，从来都是开放的，每年的整个正月，白日锣鼓喧天，黑夜烟花绚丽，祥和而热烈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海沧半岛。

这种热闹的现象，并非今日才有。

海沧多元化信仰

或许是因为海沧所处地方，曾经是漳泉交界的同尾海角，山水海交错其中，野兽出没、盗贼丛生、地多斥卤，生活维艰，因此精神方面的寄托便蓬勃而生。

也因此，早在宋代，海沧以大坪山、蔡尖尾山、文圃山为中心，在秀美山林之间架构起一副连绵不绝的信仰画卷，山称“佛国”，居号“僧乡”，名僧神仙接踵而生，可谓盛极一时。

而随着朱熹理学的浸润，海沧忠孝治家的儒家思想后来居上，加上出洋贸易的抬头，以宗族聚居自治的生存方式开始成为当地的主导，于是村神村庙开始成为当地信仰的主流，并延续至今，从此海沧告别了佛国的往事，开启了百家争鸣的信仰模式。

而这种信仰模式，也成了海沧文化百花筒的源头，信仰，也渐渐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之一。

一、海沧，古称“佛国”

闽南“佛国”之名，由来久矣。

泉州开元寺至今仍挂着朱熹的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晋江南山寺石壁上也留有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的石刻“泉南佛国”，正是如此雅号及理学大师的加持助力，“佛国”的名号在泉州内外才能这般如雷贯耳。

泉州开元寺

泉州如此，漳州亦然。

明万历癸酉《漳州府志》载，“漳州古称佛国，自唐以至元，境内寺院至六百余所”，至于其中是否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身影，我们已难以追溯，毕竟就连曾经大名鼎鼎的漳州开元寺也已消失。

作为漳州曾经的一份子，海沧，却也有一处寺庙与漳州同时诞生，那便是位于新阳一侧的石室院，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其所在的蔡尖尾山，旧称大岩山，《一统志》载，“岩之下为浮屠宅胜国，以前不知凡几兴废”，而就在大岩山的山腰上，便留有明代的“佛国”摩崖石刻。

海沧佛国石刻

显然，海沧古称“佛国”，绝不是空穴来风。

另据清乾隆《海澄县志》载，“凡在村落岛屿之表，非无岩庵寺院之居，漳自古号僧乡，而名山应多久占”，至于漳州的名山，海沧地界内的“文圃”、“大岩”、“大观”诸山自然是榜上有名的，文圃处同安、海澄之间，姑且不必算入，单单大岩山下，“云泉”、“云峤”、“云岳”、“云峰”、“云塔”等寺院接踵而过，更不论“石峰”、“大岩”、“大观”等岩延续至今。

如此精彩，诚如县志所言，“漳之缁流则澄人为多”，而海沧浮屠之盛，又在海澄之上，故而海沧号“僧乡”，一点也不为过。

二、三都，“僧乡”也

海沧所在的海澄县，成名于“月港，小苏杭”，然就在海澄成为雅邑之前，却是“斗龙之渊，浴鸥之渚，结茅而居者，不过捕鱼纬萧沿作生活”。

如果只是生活简单，那还不至于对海沧造成任何冲击，“夫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为美，而佛之庐几甲于天下。”

面对生活困顿，反观寺院却是另一番极乐天地，于是，海沧人自然而然“迷上了”出家为僧为尼，甚至已经到了极致的境地，“三都新安人，生有数子，或为僧雏”，另据《新江邱曾氏族谱》载，“八世(明嘉靖年间)世亨，文富公次子也，讳道超，为僧于开元，移居大岩，能葬其亲厚焉”。

如此这般，全民为僧，从小做起的氛围，也使得海沧人从唐宋以后，名僧辈出，仅《海澄县志》方外卷中记载的八名僧人中，明确为三都人者便有五名。

海沧，当真是僧乡。

而其中佼佼者当属青礁人大觉禅师怀琏。

怀琏，俗姓陈，在漳州法华院出家，拜南昌石门澄禅师为师，后至庐山掌居讷禅师书记。皇祐二年，入京住持十万净因禅院，宋仁宗闻知大名，召入宫事君，所对皆满意，赐号“大觉禅师”。

之后怀琏便留京开堂讲法，与仁宗唱和良多，仁宗亲书颂诗相赠，计有十七篇，尽管期间怀琏多番请求归隐山林，但仁宗却都挽留不许，直到英宗朝，才得允准。

临别前，英宗特赐手诏，“大觉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意住持，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

从手诏看，英宗对怀琏是有感情的，既赋予怀琏无上待遇，于大宋任意庵庙均可随意驻留，或居或主持，又担心有些寺院太过热情，特别加注丛林不得以各种方式邀请停留，也算是给怀琏创造一个安静的晚年。

宁波阿育王寺

怀琏南下后，并未回到家乡，而是最终选择了宁波四明阿育王寺作为晚年修行之所，当地郡守闻知后，立即大张旗鼓迎接，并建有“宸奎阁”供存放怀琏与皇帝往来的诗词歌赋及各种文书赏赐。

北宋大诗人，怀琏的好友、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也闻风而至，亲作宸奎阁碑记，并向怀琏索要英宗手诏一视，却遭婉拒，个中二人典故值得回味，下回分解。

明州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记

怀琏虽为佛家子弟，但却是海沧有史以来距离帝国中枢最近的人物，由此可见海沧佛教影响之深。

而怀琏之后，更有保福寺僧清镕、明代南山寺主持閒寂和尚、清代漳州北大山寺僧凈方、龙山僧性敏等。

三、民间信仰异军突起

进入明代，海沧的信仰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先是成弘之际，九龙江口两岸百姓兴起了风风火火的通番贩洋事业，钱多了，路也就宽了。

于是，当地百姓开始不再依赖薄田和泥泊过活，他们还有手工业及航海业可以选择，久而久之，海沧的民风渐渐由宋代的知书达礼演变成明代的轻生好义。

正是这种社会大环境的转变，使得海沧的信仰也开始发生变化。

业路宽，民思变，海沧集体性的合作开始萌芽、壮大以至极致，于是，以姓氏为纽带的宗族聚居开始成了海沧人文社会的主体，而维系这个宗族的纽带，便是朱熹的理学思想。

但家族的力量，显然还不够大，仍无法支撑耗费巨大、风险极大的对外贸易事业，于是，一种以信仰为纽带的方式渐渐风行，它不同于佛道有官方的支持背景，这种民间信仰简单粗暴，讲究经济适用，它们往往有自己的一套复杂礼仪，让百姓能积极参与其中，让升官发财的人带头示范，如此循环，信仰便不再中断。

闽南庙会常见仪式：拍胸舞

民间信仰凝聚了不同姓氏的人家于一体，海沧开始以一个整体面世，不管是书院读书，还是武力抗敌，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这其中，民间信仰的精神支柱以及作为一村一社的议事中心，也起到了约束社会风气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如今各地现存的各类示禁、宣导碑记大多列于庙宇内或周边。

而同时，佛教寺院则在明朝赋税政策的改变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柯挺在《姚侯大岩寺山南北惠民颂德碑》中提到，“大岩(寺)...其刹夙为僧斋居，田园山地凡四顷五十亩有奇，岩山山地计一百五十余亩也，异时僧于常赋外无他供，岁人称饶给。万历初，军兴，乃以十之六充饷...辛卯倭寇朝鲜...遂于前十之六备饷外加至十之八”。

从此，寺田萎缩，僧人安心悟禅的日子已经不再那么诱惑，求佛之路渐渐被世人荒废，海沧诸多寺庙垮矣，而出家子弟也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民间信仰的抬头。

四

海沧信仰的现状

但民间信仰，却并没能如蓬发时那般传世，大明官员对于无官方背景的信仰，仍以“堵”为主要处理手段，特别是在海沧多产通番之人时，更是如此。

海沧代天巡狩庙宇分布图

林魁在《安边馆记》中提到，“(三都)适其地淫祠颇炽，公撤之得木材若干...即分署为安边之馆”。但凡有官方力量投放至海沧地方，一切形式的民间信仰，都会在适当时候得到不等同的对待，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认为是明智或政绩彰显之举，故而防乱、去淫祀成了海沧地方官至关重要的两项工作。

但在民间，信仰的浓烈却并未因此而发生质的变化，只是顺应时代潮流，信仰的载体悄然发生变化。

或许，更主要的原因是，海沧是慈济信仰的发源地，当官方把保生大帝列入官方信仰体系后，民间对信仰及仪式的期待，开始与慈济文化结合，于是，在堵与疏的双重作用下，海沧的民间信仰成型：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主体，结合了各种各样的仪式，同时使其他神灵成为保生大帝庙宇的配享神灵。

海沧保生大帝分庙进香一览

从此，蜈蚣棚、宋江阵、举火炬、跳火堆等等形式的庙会仪式成了公开的节目，不再被官方文人定义为淫祀，而最终成了当地人喜闻乐见的“闹热”。

而海沧，也基本上成了慈济信仰一家独大的局面。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