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记」

厦门人忌讳的“正月初三”，原来往事如此辛酸

厦门，现代与古老结合的城市

题记：关于厦门的春节有这么些民谚，“正月初一贺新正，会友探亲情；正月初二请女婿；初三犯忌无客来；初五过开；初六养肥”，“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

俗语中似乎都谈到了厦门一个特殊的习俗：正月初三既不出去拜年又忌讳他人来拜访。

经过笔者大概调查，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厦门市各区，而相近的泉州和漳州两地则鲜少听闻(莆仙地区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如过两次年)，那么，这样独特的习俗来源于何方何时呢？且听圭海君细细考究推理。

若要细究渊源，仍需了解一个区划背景，现今厦门市的管辖范围内，在一百年前是属于两个县分管的，其中，新阳街道的新垵、霞阳两地和整个海沧街道、嵩屿街道都属于漳州府海澄县，其余部分连同金门县则属于泉州府同安县。

据熟识本地文化的厦门岛内老人讲述，这样的习俗源于明朝时期的倭乱或者是清军的屠城，某年正月，城内百姓正欢庆春节，未作戒备，倭寇或清军突然涌入厦门城内，大开杀戒，直到正月初二才退去。正月初三这天全城百姓忙于收拾尸骨、埋葬遇难亲人，故城中悲悲戚戚。以后每年的初三因多数人家忙于遇难亲人的忌日，久而久之便成了今日正月初三“犯忌无客来”的习俗。

漳州龙海市浯屿

厦门老人往往认为这样的往事发生在厦门城内，其实不然，当年厦门只是个人烟稀少的小岛，这应该是同安县城的悲痛旧事，据笔者考证，如此传说，确有其事，而且是源于倭寇进犯，地点在同安县城，故事应当从明洪武三年讲起，请注意这么一个地方——浯屿。

《晋江市志》记载，洪武三年夏倭船数十艘于蚶江登陆大掠沿海，于是闽南倭乱开始，源于倭寇骚扰，朝廷开始实行禁海。

《厦门志》云，“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又复设守御千户所，城厦门，移永宁卫中左二所兵戍守”，“洪武二十一年，江夏侯周德兴于沿海要害处置巡检司十八个。复于大担南太武山外置浯屿寨，控泉郡南境，拨永宁、福全卫所兵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合漳州卫兵共二千八百九十八名戍之，统以指挥一员，谓之把总”，于是厦门始名，开始建城成为海疆要地，受制于浯屿水寨（当时属龙溪县，嘉靖后属海澄县，现龙海市港尾镇浯屿）。

厦门古城地图

几十年后，朝廷以浯屿“孤悬海外，难于驻守”迁浯屿水寨往厦门，厦门城的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如完书于嘉靖十四年的《龙溪县志》记载，“官军备倭者置水寨于此（指浯屿），今迁于嘉禾，此地遂为倭盗泊舟之所”，万历年间，又迁浯屿水寨于晋江石湖，名称一直未改。

注意了，厦门地区规模性倭乱便是从浯屿水寨的内迁开始，“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倭泊浯屿掠同安”，清《厦门志》又介绍说，“倭乃日本种类，国有七十二岛…其寇泉州自洪武三年始，泊浯屿是年始”（另民国版《同安县志》记为嘉靖三十三年，乾隆《海澄县志》于嘉靖三十六年始记倭寇泊浯屿）。

另据浯屿岛上清道光年石碑《浯屿新筑营房墩台记》记载，“浯屿之北有小担，又北有大担，并峙于港口海中，实为厦岛门户…大小担之间门狭而浅，惟浯屿与小担其间洋阔而水深，商船出入恒必由之。浯屿之南汉亦浅，可通小艇，其东有九折礁，舟人所畏也”。

由此可知，若要进入厦门西海域（厦门城，海澄月港，漳州府，海沧及绕道同安的必经海域），必须从浯屿经过，而控制了浯屿相当于打开了漳泉的门户，如今，倭寇轻而易举地把浯屿据为巢穴，古同安和古海澄便为倭寇所窥视了。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倭寇每年数次占据浯屿与官军展开拉锯战，特别是嘉靖三十九年和四十年，我们想要的故事来了：

嘉靖三十九春正月倭寇由同安屯三都（乾隆《海澄县志》，三都即今海沧）；

三月倭大掠浯州知县谭维鼎率民兵却之（民国《同安县志》，浯州即今金门）；

四月初二，倭寇进攻金门阳翟，倭寇屠城，死伤无数（共和国《同安县志》）；

十月倭掠县东海滨（民国《同安县志》）。

倭寇犯境

由于戚继光在浙江大破倭寇，一些倭寇顺势进入福建，倭人数大增，倭乱更加严重。但该年发生在正月的倭乱仅有海沧一地，由于海沧所在的漳州府辖地各处都建有土城、土堡自卫，损失不曾太大。清康熙《漳浦县志》指出，“土堡之置，多因明季，民罹饶贼、倭寇之苦，于是有力者率里人依险筑堡，以防贼害耳”。

万历版《漳州府志》记载，仅海沧（原龙溪县一二三都地）就有“长屿堡（今海沧东屿）、何山堡、石囷堡、钟林尾土楼（今海沧钟山）、登瀛土楼（今海沧嵩屿）、青礁土楼”数处，占海沧当时村落数大半，因此海沧躲过了一劫。

在海沧吃了亏后，倭寇紧接着在金门大肆屠杀，金门人死难颇多，同时整个漳泉地区倭乱告急，进入了倭寇进犯最严重的年份，各地损失惨重。

再一年：

嘉靖四十年正月倭掠同安民兵战走之（民国《同安县志》）；

六月倭党马三岱掠东界维鼎率民兵败寇于三魁岭出米岩下（民国《同安县志》，维鼎即同安知县谭维鼎，三魁岭于厦门有两处，一为海沧三魁岭，二为今同安翔安交界处的三魁山）；

十二月倭寇同安攻南城维鼎战却之（民国《同安县志》，南城即厦门岛西侧的厦门城）。

没错，现今厦门正月初三的习俗便来自此处——嘉靖四十年正月的倭寇入侵。

县志记载“是年，诸贼出没同安者各拥众数千，维鼎自夏迄秋斩骁贼…”，从夏日开始，同安境内的贼乱都是知县谭维鼎亲自指挥，而正月的倭乱却是民兵自行反抗，笔者认为，正月里谭维鼎并未留在同安县城。

清《厦门志》云，“漳贼谢万贯率十二舟自浯屿引倭陷浯州大掠，知县谭维鼎率义兵救援泊澳头”，谭维鼎引兵驻在澳头（今翔安新店），于嘉靖三十九年平定金门倭乱，后在十月又逢倭寇进犯同安县东（与南安接壤），知县又引兵往援。

据《泉州市志》记，该年南下的倭寇势力强大，四月倭寇陷惠安崇武城，五月陷永春县，六月破南安县，七月再破安溪县，十一月围泉州府城（府城驻晋江县），当时府城被围，而泉州府下辖完整的县仅同安存有遗力，而同安兵正驻在同安与南安交界处，于是谭维鼎率同安兵士往援是在所不辞的，而同时，邻近的海澄县也发生了动乱。

乾隆版《海澄县志》记载，“四十年春正月月港二十四将张维等反”，海澄方面更是无力支援平定同安倭乱，从而导致了四十年正月同安县城被倭寇所破。

由于县城内并无统帅存在，而倭寇往往是由当地汉奸引导对浯屿附近地方进行烧杀抢掠，奸民掌握了这一信息，便引倭来犯，而同安古来是泉州府下最重要的二县之一，时值正月春节期间，百姓团聚，倭寇见钱眼开更是杀红了眼，其景当不可想象，所发生的事便如同口耳相传的信息一般。

但是倭寇的杀掠在一定情况下并不一定可以影响到整个同安县城的习俗，尽管同安县城的影响力足够大，但毕竟受害面有限，那么这其中一定还受到一次更严重的伤害影响有关。

《同安县志》记载，“顺治五年三月，郑成功据同安，于轮山筑寨守卫。七月，清将佟国器、陈锦、李率泰率兵围攻同安，八月二十六日城陷，明县令叶翼云、教谕陈鼎、守将邱缙、林壮猷死难，清军屠城四日，兵民死难五万余。僧无疑率徒集尸万余具焚葬于轮山左，后立碑曰‘同归所’”。

而现今，在影视城附近的石碑上我们还可以得到印证，碑名为“同归所碑”，碑文曰：“戊子年八月，同安城陷，凡在城者，皆崩角而膏白刃。先是城未破，炮火相及，死者亦无称，于是僵尸盈衢，朽赀蔽日。三秀山僧无疑，兴悲悯心，亲裹拾而聚化之，已复散埋之，所收埋以万计。属水漂坏，尘飞骸暴，无疑乃复卜地域东北垌，而许一龙舍地广一丈余，长十三丈，中画五坎，以藏骸灰，筑四周，石复其上。负山挹溪，枕庚趾甲，在梵天寺左前里许。亘信大师将赴温陵，道经轮山，命其域曰：‘同归所’。立石以表之”。

另外依照《同安县志》的统计资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同安县民户7,565户，丁口49,930人，而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同邑丁口共13,260人(还包括了康熙数十年间人口的增长)，这期间的动乱除了三藩之乱短暂的影响外仅包括明郑政权与清军的周旋，由此可见同安的这次屠城确实达到了十室九空的境地。

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绝对给同安百姓以莫大的震撼，他们更是把这种内心的不满和对先人的怀念寄托于习俗当中，包括每年八月二十六日同安祭祀“陷城祖”的活动，甚者将先前正月初三的寄亡日更加拓展。

同安同归所碑

厦门地区正月初三“犯忌无客来”的习俗源自明朝嘉靖四十年正月的倭寇破城，百姓因怀念亲人年年作忌而慢慢产生的特殊习俗，而这一习俗又受清军入同安时的屠城影响更加升华。

当然远离同安县城的灌口地区往往称正月初三为“乞丐日”，虽也有“犯忌无客来”的内涵，但也发生了变味，可能是灌口作为“八闽重镇”的年代较近，兴起于“凤山宫”和深青古驿站，受外界信息和移民的影响较大，如受到广东地区正月初三“赤狗日“的影响。

赤狗，又称赤帝，为南方之神赤熛怒，人们忌讳初三出门怕引怒上身，左右没好脸色。同时，“赤”也表示赤贫，大有防止贫困之意，与灌口的“乞丐日”颇同。

但不管怎样，厦门正月初三的习俗依然是个特殊的现象，我们赋予祭奠先灵和缅怀历史以习俗的形式，既是寄托勿忘国耻的方式，又是为自己立下借古讽今的标杆，诚然，我们不忘出身之苦，珍惜美好现在的同时，对于这些习俗似乎也不必过于在意和尊崇，当然前提是你能记住那段先人不希望我们忘记的历史，如此足够了。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