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记」

海沧“闽台送王船”与闽南扯不清的那些事儿

“介漳泉之间，有沃壤焉，名曰钟山，地势砥平，襟层峦而带溟渤，钟灵毓秀，笃生异人，世世庙食，是为代天巡狩三府王爷。”

海沧，作为保生大帝信俗的发源地，各村社以保生大帝作为护村神灵应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令人不解的是，作为闽南地方信仰数量第一的妈祖，其管辖范围与保生大帝本无冲突，但在海沧却并不多见，这对于在闽南大环境下“以海为田，讨海为生”的海沧人来说，需求与现实明显存在差异。

代天巡狩彩莲队

然而，基于对讨海生活庇佑的强烈需求，海上神灵的空缺便落在了代天巡狩之上，而海沧的王爷庙也确确实实称得上是“海沧规模第二”的神灵，流传至今，已发展成保境安民的“全能神灵”，衣食住行、婚嫁求子，无所不能，无不灵验。

如石塘龙华堂、石囷玉石宫、海沧济津宫、海沧朝源宫、东屿下社王爷庙、东屿上社王爷庙、钟山水美宫、钟山福仁宫、新垵三神宫、马垄王爷庵、地头朝安宫、芸美通济宫、洪塘洪福宫、西塘龙兴宫等，其中尤以钟山水美宫“代天巡狩”之“朱、池、李三府王爷”影响最广泛、仪式最讲究、阵仗最完整。

一、何所谓“代天巡狩”

《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代天巡狩”，字面上的意思，便是代替天子巡视四方，较为合理的想象可以是包青天拿着尚方宝剑，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执行着先斩后奏的正派任务，抑或是钦差大臣奉着皇帝密旨到地方查腐杀奸，总之，这是一个在民众心里集合了万千理想的“青天”与“有为”，特别是居在边陲，心存的那点“被关注”与“被呵护”的念想与期望。

然而，事实是：越是没有的，越是心存感想。

彩莲仪式

代天巡狩，作为王爷庙的名号，其实有点类似梁山水泊的“替天行道”，从现有记录与传说看，大致产生于明朝大航海时代。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闽南人热衷于越洋贩番，即使海氛不清，依然铤而走险，弃生死于不顾，看似求财图利，却也道是当局不作为以致生计难以维持。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闽南人一方面向往太平盛世、海疆澄清，另一方面又受海外贸易高额利益的诱惑希望既能保利又能求生，于是乎，一种兼具两种需求的神灵应运而生，它便是以“代天巡狩”为主旨的护航、保生：被赋予最高权力的同时，又具备强大的海洋神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爷千岁”或许便是最好的选择。

二、孰可谓“王爷”

既为“代天巡狩”，那么谁来承担这样的能力和责任，便显得尤为重要，可实际上，不同王爷庙的主神却大多不一，据不完全统计，闽台两地的王爷已经超过一百多种，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常见的姓氏，而其中又以“朱、池、李”三姓为最多，这也是为何钟山水美宫最具代表性的原因。

面对如此众多的“王爷”，我们不尽怀疑，到底这是基于何种目的而产生的信仰模式？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人能说的清楚，甚至，在其产生的那个时间段：明正德至崇祯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闽南各地卷起了“代天巡狩”的信仰高潮。

福仁宫

有人说，王爷信仰是在影射郑成功的抗清壮举，因郑氏政权与名号在满清治下不便体现，故而民间王爷庙大多采用隐而不言的方式纪念他：以“朱”姓暗喻国姓爷的赐姓，“池”姓在闽南语泉州话发音中与“郑”相近，至于其他姓氏则可能是对参与了抗争而阵亡的一干志士的纪念。

或许，正是这样的苦衷，才使得王爷庙数百年来的初衷为人们所淡忘，而这种说法在台湾最为盛行，也是情有可原，事实也好，附会也好，不失为一种自圆其说的圆场。

更多的人认为，所谓的“王爷代天巡狩”是冤死的进士在皇帝垂怜之下的另一种发光发热的贡献方式，而这种传说也演变成各种版本的谈资，其年代最早可溯及隋唐，至迟为明代，其进士人数或360人，或36人不等，共同的说法均是读书于地下，惨招天师诬告而被作法致死，钟山水美宫的王爷来源便是采用此说。

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以讹传讹印迹，姑且不说历史上并无此事，单单这些王爷的名讳便无法与历史上的各榜进士对上号，显然，这是民间百姓一厢情愿的自我说辞，或许只为对上典故罢了。

甚至也有人说，所谓送王船，其实就是去除瘟疫的一种形式，不得不说，王爷庙确实在瘟疫盛行时发挥了极大的功用，如白礁慈济西宫的西侧，也存在这么一座供奉代天巡狩的王爷庙“天赐东宫”，时为清末民初，白礁发生大规模的瘟疫，白礁人四处求神、求医均无果，最后从钟山水美宫分灵后，终于得以平息瘟疫之乱，故而有王爷庙之设。

白礁天赐东宫

天赐东宫碑记

而代天巡狩的仪式“送王船”更是被赋予去除疾病的功能，王船以离去或火化的形式带走了瘟疫，此说在福州地区最受认可，而闽南也不乏案例。

按钟山水美宫送王船传习中心陈会长的说法，“送王船”的形式分两种：游天河和游地河，游天河的王船一般以竹篾和彩纸制作，仪式最后以火烧之；游地河的王船则以实木按实际船舶大小修造，送王时于船内装入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物质，直接放入海中或大江中任其傲游。

二者的区别除了“烧”与“送”外，更多的是本质内涵，前者代表去除瘟疫，后者则为对任期结束的王爷千里相送，并寄予合境平安的期许。

只是随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提高以及对航行海舶安全的考量，“随波逐流”的王船便都改以“烧王船”的方式，以至于人们更加把代天巡狩与瘟疫敬畏联系在一起。

三、最具闽南精神的信仰模式

闽南人，在历史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元代以前是“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元代以后则成了“铤而走险，轻生好义”，而造成这种性格差异的主因在于时局政策的变化，对多山少田近海的闽南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以至于闽南人由“斯文学者”变成了“亦商亦盗”的顽民。

日本长崎烧王船

而这种现象，在漳泉之交的海沧表现的尤为突出。

北宋以前，闽南从蛮荒之地开始转变，逐步开化并进入中原文明圈，北人逐步南移，面对南方湿热天气，瘴气横虐的生命威胁，当地百姓除了寄希望于随迁家乡神灵外（如青礁的邯郸爷，新垵正顺宫的谢安谢玄），最迫切需要的便是如保生大帝这样的生前名医、死后神灵，故而当保生大帝信仰初步形成时，便能以燎原之势扩张而成为闽南一大神灵。

当闽南由人口迁入发展到人口输出时，年代便已经来到南宋末年，之后尽管经历了元代百年骚乱带来的闽南人口大规模流失，但因当时闽南在科教文卫各方面已然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使得百姓对疾病庇护的需求不再如北宋时那般迫切，他们需要的或许是从现状中突围的另种尝试。

接下来的元末明初，适逢倭寇侵扰以及随后的海禁政策，突然给闽南一个极大的打击，曾经的以海外贸易换取浙米广粟的日子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在生计的压力下，闽南人开始萌生出对抗的想法，久而久之，便开始弃文从武，逐步养成了好斗、激进的性格，这大概就是今日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性格来源。

然而，元代之前数百年的文化熏陶以及底子里那个忠君爱国、伦理道德的文人思想却时刻限制着闽南人渐渐壮大的闯荡的心，于是，一种全新的信仰模式出现了：它以皇权为依托，以海陆为平台，在陆地可保境安民、庇佑生灵，在海可保驾护航、平波靖澜。

石塘龙华堂代天巡狩

这简直是闽南临海人的福音，既在心理上助长了讨海的决心，又在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给予一个答谢的机会，诚如《海澄县志》所言：“近滨海村民不明事理，每二三年间倡为造王船之说，其百端耗费，穷极佻巧，动敛数百金。在平时一文难舍之人，视此等事，疑鬼疑神，踊跃布金，而不知其暗于大义，识者鄙之。”

以此观之，代天巡狩对于明代闽南人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神灵信仰模式了，特别是临海之人，更是如此。

以钟山水美宫为例，其名本为“浦尾庵”，位于钟山溪流入海突出的犄角处，是钟山最靠近海的地方，在明代，凡村民出洋必从此处扬帆，而此处所在的港湾恰是明代弘治以来出海通番的大本营，村民在海外造三桅大船，然后藏在此处渊蔽之间，至于官府稽查，除了侥幸之外，大概凭的便是王爷庙的庇护。

以至于，在闽南的各处海边，王爷庙最为普遍，如泉州的富美宫与水美宫如出一辙，而同在厦门的钟宅、吕厝、厦港更是如此。

故而，当今日我们重新回首代天巡狩以及其承载的“送王船”非遗活动，想当然的把它当做是叶廷推笔下“识者鄙之”的封建迷信时，是否想到了这种信仰与闽南人从明代开始抗衡海禁、以自己瘦弱的肩膀显示自己顽强活下去的决心所付出的努力，而这种信仰，或许便是闽南人爱拼才会赢在精神方面隐隐透露出的一种声音，亦为不可。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