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维瀚(1906—1993)出生于禾山吕厝医学世家，1924—1928年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深造。1929年冬吕维翰回国后，在吕厝社开设“维瀚诊所”，开始从医生涯，立志“良医救人”。

  吕维瀚(1906—1993)的毕业照（吕佩兰 提供）

1937年，厦门沦陷之前，吕维瀚和当地开业医生黄水澄、林兴邦、叶主景等人组成“禾山抗敌救护队”。日军炮击何厝、五通沿海一带村庄时，吕维瀚等人赴现场抢救伤员。禾山失陷后第三天，为逃避日寇追捕，他乔装逃往鼓浪屿，后经香港赴吉隆坡。先后在吉隆坡中英大药房、雪兰莪州立中央医院任医师。期间，他曾以白银70元和一批药品敷料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抗日游击队。1946年7月，吕维翰返乡，复办“维瀚诊所”。结识了埭头的地下党员陈启浩，接受革命思想，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49年临解放前夕逃往鼓浪屿翁家园避难。厦门解放后，吕维翰重返吕厝行医。 1952年12月他相应号召，和6位医生、2名护士在江头街成立“禾山区第一联合诊所”，担任诊所主任。1958年，前线人民公社防保院成立，吕维翰被委任为副院长。

  设在浦园的前线公社防保院

吕维瀚精通医务，但是公社防保院许多医职人员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他任担任业务副院长期间，就定期为职工讲授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医学，经常编写业务辅导材料组织职工学习，并采取边诊治边辅导的方法指导青年医生。对于疑难病例和危重病人，则亲自主持会诊和组织病案讨论。除外，还经常抽空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班和中学农医班讲课。

吕老医生自费订阅了不少国内外医学书刊，坚持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他经常说：“活着就要多学习，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由于他的医术好，对待病人如同亲人，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每天的门诊数都比其他医生多。他经常早上班晚下班，毫无怨言。

在旧社会里，吕维翰目击鼠疫等传染病危害百姓的悲惨景象，早在1936年，他就在《玉屏周刊》上刊登“疟疾与疟蚊传播”，向大众普及防疫知识。解放后，他积极投入防病保健工作，起早摸黑，抓紧治病空隙时间，深入托儿所、幼儿园、食堂，向群众讲解卫生常识，为炊事员和保健员检查身体。吕老医生还热心指导传染病预防，有一年就写了664例疫情报告。

前线公社防保院副院长吕维翰深入到后埔食堂为炊事员讲课（《厦门日报》1961.4.2）

不管是风里雨里或是三更半夜，社員患病，随請随到，常因搶救病人而废寝忘食。他骑着自行车奔走在何厝、五通巡回治疗，推着自行车上云顶岩东山社抢救病人，禾山的乡村，经常能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身影。

吕维瀚医技精湛，他专长儿科，著有《少年儿童心身障碍及智力落后的分类问题》一文。那时候，禾山一带的儿童，很少不是经过他看病的。在“文革”的非常时期，吕维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罚”打扫卫生。但是，求医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每天早上还未到上班时间，他提着医生包急匆匆第一个开门诊室的门，就已有病儿家长等在门口，他总是说：“对不起，稍等一下，我去‘早请示’马上过来。”他不屑个别同行的风言风语，一如既往为每个患者诊疗，耐心询问病情，详细记录病历，开药后，反复交代如何服药，注意什么。当时禾山一带农民文化程度较低，他特别对病患仔细交代注意事项。

  以保护社员身体健康为己任 吕维瀚尽心为社员防治疾病（《厦门日报》1961.9.3）

吕维翰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所有医患的信任，他坚持上班到80多岁才退休。

吕维瀚行医五十余载，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1984年，吕维翰被评为厦门市劳动模范。1985年3月，80高龄的吕维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厦门日报》以《八旬新党员》为题进行报道。

《厦门日报》1984.4.4

吕维翰医生的形象仍然留在许多禾山人的心中，很多人至今仍然怀念他，众口称赞他。

西装、短裤、吊带，一个大牛皮夹装着听诊器血压计，挂在自行车横杠上，这就是吕医生的“标配”，风尘仆仆，踩着脚踏车走遍了禾山大大小小的村社，一个“帝国大学”出身的老西医，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服务于禾山农民。一个旧社会的医生成长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那个年代的禾山高学历“海归”，用他的一生，救助了无数的禾山人！

经黄国富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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