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记」

百年前的海沧首富们，是这样青“石”留名的

西汉初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三老，作为掌管王朝基层教化的带头人。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封建时代的中国摆脱了秦以前士族把控时局和潮流的限制，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士绅阶层的崛起，从而夯实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传承的基石。到了明清以后，乡村社会更是成了帝国统治最基础的单元和保障，而原三老的角色一再被抬高，并慢慢演变成“乡老”、“族老”和“庙老”等负责不同内容的1~3个人物。可以说，乡村的小范围自治，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治安，都是依赖于三老的协同管理和示范作用，毕竟构成乡村的基本元素，无外乎行政、宗族和庵庙等三方面。因此，在三老的管理下，有所成就的百姓便会在这三个领域体现其报效桑梓的爱乡之情，这些人便是当时的乡绅阶层，也是未来的三老人选。

陈文确语，@温福来

陈文确先生曾经说过，“爱国始于爱乡，强国必先强民”，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明清时期闽南人出外奋斗的精神信仰，也是他们长期接受三老精神熏陶的思想指南。故而，功名成就的闽南人，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支持家乡的建设，助力同乡百姓的共同富裕，之后才是兼济天下的国家情怀。从履历上看，清末是闽南人大力支持家乡的高潮期，到了民初，他们则转而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以及后来的支持抗战。故而，在他们还未显山露水之时，他们必然会在三老的号召下，在家乡的庵庙、宗祠、福利设施等方面大展身手，以体现了爱乡情怀下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善举。

本文通过对海沧区内现存的各类捐缘碑记的研读，按社为单位，以道光-光绪年间为时间段，摘取其中覆盖范围广、捐缘金额较高的人物，可能他们不是当时的首富，但绝对是好善乐施的富者，毕竟能为今日所知者，定然是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物。(首富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富而仁爱，这与富而不仁的商人不太一样，我只好用三老教育来解释了。)

一、海沧各社“首富”捐缘记录

○上瑶社，杨文远

杨文远，道光五年《龙池寺檀越杨公祀田记》，“裔孙肇昌、文远、文谟、监生尚德追念先型，置祀田以为俎豆之需”；道光六年《祠堂禁戒族人规条碑》，“裔孙文远、肇昌公立”；道光二十三年《重修瑞青宫碑》，“贡生杨文远四十员”。

○温厝社，温向/温文三

温向(观)，道光十三年《重修慈济北宫碑》，“温向(观)捐银二十四员”；道光十八年《重修慈济北宫碑》，“龙塘社温向(观)捐银二百大员(缘首)”。

道光重修北宫碑记

温文三，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温文三，各捐英银十二员”；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温文三一百员(缘首)”；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温文三捐英三百大员”。

重修龙王庙碑记，@陈嘉伟

○许厝社，马荣周

马荣周，道光十五年《重修崇真宫碑》，“马荣周捐银三百一十二大员(缘首)”；咸丰三年《重修崇真宫碑》，“马荣周捐银四百大员(缘首)”。

○院前社，颜应麟

颜应麟，咸丰四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颜应麟，捐银四十八员”；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颜应麟捐英银三百六十员(缘首)”；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院前颜应麟捐英三十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颜应麟捐三十六员”；光绪四年《重修慈济祖宫碑(白礁)》，“颜应麟捐银六十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例贡生颜应麟捐英三百二十大员”。

咸丰重修慈济祖宫碑记

○山仰社，陈金殿/陈志抛

陈金殿，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陈金殿捐英银二百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陈金殿捐三十大员”；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陈金殿捐二十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明远山仰号捐英二百大员”。

陈志抛，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陈志抛捐十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山仰陈志抛捐英十六大员”；光绪二十七年《奖劝碑》，“本族长太封同知衔志抛翁者才超庸众性禀慈祥…”；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清津宫碑》，“陈志抛捐银二百大员(缘首)”；光绪二十七年《鱼利还公记碑》，“组长志抛暨诸房长仝立”。

重修清津宫碑，@陈嘉伟

○霞阳社，杨天受

杨天受，同治十年《重修辉明仙祖宫碑》，“天受官捐银四十盾”；杨天受，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仰岗杨天受捐银百六盾”；光绪二十八年《重修石室院碑记》，“仰光杨天受捐银八百大元(缘首)”。

○山尾社，李琢斋

李琢斋，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山尾李琢斋捐英四大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李琢斋捐英银九十员”。

○金沙社，周玉成

周玉成，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金沙周玉成捐英六十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周玉成捐英银四十八员”。

○芦塘社，陈再安

陈再安，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陈再安捐英银六员”；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陈再安四十员”。

重修瑞青宫碑记

○惠佐社，邱正忠/邱正朝

邱正忠，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邱正忠捐英银六十大员”；光绪三年《重修大觉堂捐题芳名碑》，“邱笃信捐英四百员(缘首)”；光绪十二年《重修福安宫碑》，“邱正忠捐银二百二十员(缘首)”；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职员邱笃信捐缘银四百大员。

邱正朝，光绪三年《重修大觉堂捐题芳名碑》，“邱正朝捐英四十员…收兑邱泰山、邱正朝计柯家团地三坵原本并贴得利来英银二百四十员，收邱泰山、邱正朝仝捐贴不敷来英银七十九元九角八占有三”；光绪六年《大觉堂献园盖斈堂碑》，“邱正朝观备出英银一百四十大员奉谢保生大帝收去生放利息银，生息银逐年进香开费应用”；光绪十二年《重修福安宫碑》，“邱正朝捐银三十员”；光绪十八、十九年《大觉堂新加坡与槟城侨亲捐缘碑》，“邱正朝捐银三百元”。

注：邱正忠，又名邱笃信，邱菽园之父，与邱正朝为兄弟，新加坡华商。

○宁店社，李妈赛

李妈赛，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李妈赛捐英银五十大员”；光绪十年《重修龙山宫碑记》，“总理把东大妈腰李妈赛拜撰并书，李妈赛捐金二千五百大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宁店李妈赛捐银五百大员”。

○石塘社，谢允协/谢德和

谢允协，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谢允协捐二十四员”；同治十二年《宗德堂谢家庙碑(槟城)》，“允协捐银二百四十大员”；光绪七年《重修世德堂》，“允协捐英银三百大元”；光绪八年《重建水美宫碑记(槟城)》，“董事胡渊衡、谢允协、卢小学、邱心美、杨章树仝勒石”。

谢德和，光绪七年《重修世德堂》，“德和捐英银一千五百员(缘首)”。

○钟山社，蔡得喜

蔡得喜，光绪八年《重修蔡氏家庙碑》，“光绪八年孟冬重修裔孙德喜、璞南、作谋、静村仝立”；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钟山蔡得喜捐英十五大元”。

○东屿社，李妈吕

李妈吕，光绪十二年《重修世德堂碑》，“妈吕捐银六百元(缘首)”；光绪十九年《重修中元宫碑》，“李妈吕捐缘一千员(缘首)”；光绪三十一年《积庆堂碑》，“妈吕捐龙银三千一百元(缘首)”。

○林东社，林宁绰

林宁绰，光绪十三年《重修威惠庙碑》，“林宁绰捐银二百员(缘首)”；光绪十九年《重修九龙堂(槟城)》，“家宁绰捐二百四十元”；光绪二十七年《槟城三都联络募捐善后序》，“东园社林宁绰敬捐缘银三百二十元正(缘首)”。

○莲花社，陈莲枝

陈莲枝，光绪十三年《重修集福堂捐缘碑》，“莲花社陈莲枝捐英四百大员(缘首)”；光绪二十八年《重修仙护宫碑》，“陈莲枝捐银六十大元”。

○柯井社，张允贡

张允贡，光绪十六年《重修诒德堂捐题条约碑》，“允贡捐龙银二百员(缘首)”。

○青礁社，颜永成

颜永成，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职员颜永成捐缘银一千二百大员(个人缘首)”。

○祥露社，庄清建

庄清建，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福海堂碑》，“祥露庄清建捐银一百二四员(缘首)”；光绪二十九年《重修广惠宫碑》，“庄清建捐银四百员”；光绪三十三年《建造五福堂石碑》，“十四世孙庄清建立”。

○后井社，周福墨

周福墨，光绪二十六年《重修正顺庙碑》，“周福墨捐银三百五十员”

二、“首富”捐缘背后

清末各时期的海沧建设，除了一栋又一栋的红砖大厝拔地而起外，最热闹的场面当属精美绝伦的庵庙、宗祠换新颜了。从斑驳的各类重建、重修碑记中，我们所看到的捐缘记录，便是那个时代的“好额人”。有的屡屡榜上有名，有的如过眼云烟一闪而过，但不管怎样，就是这么寥寥几句，却让百余年前的那些人，青“石”留名了。

海沧的捐缘者们，尽管在不同的碑记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但其所展现的规律却是那个时代闽南的一个缩影。姑且不论康熙朝复界以后的特例，单单碑记所反映的捐缘情况，我们便可将清朝以嘉庆为界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嘉庆及以前，海沧的碑记捐缘者基本以秀才及以上的饱学乡绅为主；嘉庆以后则转为南洋华人，可见清朝由盛转衰对于海沧人文的影响之大。这其中既有列强入侵的外部影响，也有国内经济不景气、人口竞争加剧的内因，总之海沧人下南洋的高潮当以嘉庆年为界，以上为月港时代的自然延续，以下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为之。

各社捐缘“首富”的选取，不以其单笔捐款的多寡论英雄，而以捐缘的广度和数量综合考量。整体上，海沧“首富”们都有相对一致的爱乡情节，但不同的社或小区域也有不同的个人表现：如颜应麟、陈金殿、温文三、邱正忠等人的捐缘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各自所在的社，更是遍布整个海沧地界，其视野和胸怀之大也促进了其事业的持续壮大；李妈吕、张允贡、庄清建等人则专注于所在社的发展，这类人其实数量是最多的，只是各社碑记留存不多，以至于难以按图索骥，他们往往还留有宅邸存世，是各社历史文化重要的一环，只是我们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他们更多的事迹；另有一类人，如马荣周、林宁绰，其发展重心多在海外，当家乡人赴外劝缘时，他们都会积极响应，但稍显被动，以至于在今日的原乡，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的印迹，然而在海外却可能是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以上三类所反映的便是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的不同选择在原乡捐缘碑刻上的反映。

总之，历史上每一个曾经风光的“首富”们，不管他们曾经有过多少喜怒哀乐，在岁月的浸渍下，都已归于无痕。独富乐不如众富乐，在适当的时候，把收获变成对人们有纪念的善举，或许能够在百年之后被如笔者这般键盘侠们重新检视，做个靑“石”留名，也不失为一种欣慰。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