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记」

泉州第一个党组织建立者吴国珍小传

吴国珍(1901-1974年)，福建惠安县人，集美师范学院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是福建省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厦门大学党支部”的早期党员之一，创立中共泉州地区第一个基层组织“惠安公学支部”，协助同安县、永春县等地党组织的创建，参加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发起兴泉永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惠安暴动”，创建了晋江、惠安、仙游边界的“三坪山游击区”，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惠安的战争。

集美师范惠安同乡留影

一、革命火种的缘起

吴国珍祖籍晋江磁灶，其先祖于清朝后期在广东为官，因不满官场腐败与昏暗，愤而辞官回乡，并举家迁至惠安县涂岭乡泗州村隐居。

吴家因经营得当，富甲一方，但当地黄、李等大姓却仗以人众对吴家百般欺凌，吴家只能以钱财消灾，至吴国珍幼时竟已债务缠身。

吴国珍在祖辈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已然在心中种下了改变命运的革命种子，1920年，吴国珍慕名来到厦门，考入了集美师范学院，后来其弟也受其影响报考了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只可惜未能如愿考上。

二、学生运动的革命之始

集美师范部作为福建省进步思想的汇集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吴国珍作为资深师范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

1925年6月，共青团广东区委派候补执委、广东大埔人蓝裕业，以国民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到达集美学校，正式吸收了李觉民、罗扬才、刘端生、邱泮林、罗良厚、罗贤开、罗调金等七人为中共共青团员，并在集美学校师范部三立楼，建立起闽西南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共青团厦门支部，当年冬，吴国珍也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吴国珍集美师范毕业证

期间，吴国珍加入了“福建青年协进社”参与抗议校方压制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在厦门压迫和凌辱中国人民的罪行及反对军阀枪杀学生”的斗争，参与了庄希泉发起的“厦门外交后援会”的罢工、罢课活动，参与反对日本以“属民”身份逮捕庄希泉的抗议活动等等。

1926年春，中共两广区委派共产党员罗秋天转学至厦门大学，从而使厦门地区党员数达到3名，1926年2月，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厦门大学党支部在囊萤楼111室罗扬才宿舍正式成立，罗扬才为支部书记，党员有罗秋天、李觉民。4月，已升入厦门大学预科的吴国珍，在同安人李松林介绍下，成为厦大党支部第二批中共党员。

三、声援北伐辍学回乡

从1925年底开始，北伐战争爆发，为迎接北伐军入闽并提前做好各地方群众基础工作，厦门党/团组织根据各党员、团员籍贯分派至原乡开展工作。

1926年10月，组织指派惠安籍吴国珍、王德彰两位党员和共青团员柯联郑共三人返回惠安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他们以“回乡宣传队”的身份组织农民互助会，发动减租减息活动，积极为国民革命军光复惠安做思想预热。

1926年12月初，经吴国珍和王德彰介绍，惠安人陈玉聪(后龙峰尾人)、吴敦仁(涂岭林角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满足建立党支部的条件后，当月中旬，四人在惠安县城的惠安公学(原螺峰小学，即解放后的“八二三小学”)成立泉州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惠安支部，亦称“公学支部”，隶属于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为王德彰。同时，共青团惠安县支部也在惠安公学成立，书记柯联郑，团员张季碧、陈雪华。

惠安公学支部

1926年11月，北伐军何应钦部攻克泉州，随后成立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全权负责兴化、泉州、永春三个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和指导工作。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江董琴安排吴国珍至监察署工作，并着手建立惠安国民党支部。

当时国共两党处于合作蜜月期，中共党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吴国珍也因此加入了国民党。监察署遂于惠安设立惠安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筹备委员共五名，共产党员有吴国珍、王德彰、吴敦仁等三人，国民党为杜辉、庄奎章两人。

吴国珍等共产党员利用筹备处委员这公开的身份，在中共泉州特支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如先后成立“惠安县中小学生联合会”、“惠安县总工会筹备处”、“杂途商店员工会”和“惠安县农民协会”等组织，发起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劣绅，号召群众示威行动，有力地壮大了北伐军的革命声势。

四、支援闽南建立组织

完成惠安国共组织建立任务后，吴国珍以监察署巡视员身份于1926年底赴永春县协助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和协调，1927年1月，中共永春党支部成立，书记为邱廉回，党员计有12名，同时国民党永春县党部筹备员傅仁山、郑扬波分别在城内、街尾设国民党永春县党部筹备处。

当月，吴国珍再次被委派返回惠安协助王德彰改组惠安支部为下一步武装暴动做准备。因此中共惠安党支部改为惠安临时工委，王德彰仍为负责人，下设教员、学生两个支部，吴敦仁为学生支部负责人，他们积极组织筹建“惠安县中小学学生会”，发动群众和学生参与革命工作，该阶段工作完成后，吴国珍再次回到泉州待命。

五、惠安武装暴动试水

1927年3月，泉州特支根据兴泉永各属县的革命工作进展情况，决定在同安、惠安两个群众工作最深入的县举行小规模的武装暴动，同安方面主要打击陈剑卿，惠安县则是彻底严惩惠安保甲局的魁首陈、李二人。

会议最终决议以吴国珍为领队，另派江苏人严谦、同安人王锦章及另外两人协助，发起对陈伯昭、李慕韩等人的暴力惩处。

吴国珍笔记

根据计划，王德彰先是诱陈、李二人到惠安县衙议事，吴国珍则带领六个武装暴动人员预先埋伏在县衙门外。当陈、李二人到达县衙大门时，吴国珍突然举枪打中人称“通城虎”的陈伯昭的大腿(两日后毙命)，就在陈应声倒地之时，陈、李爪牙迅速蜂蛹而上，李慕韩在乱中侥幸逃脱。双方激战中，因寡不敌众，严谦、刘某等两人被俘，吴国珍则带领其他人员且战且走，突围至惠安东门时，发现城门已经被封闭，于是改道冲至仁世医院，越墙而出，星夜赶至泉州特支处汇报情况。

暴动后的第二天，陈、李余党仍紧闭惠安城门，挨家挨户搜查，并四处张贴标语，声言要捉拿吴国珍、王德彰为陈伯昭复仇，而吴国珍的驻地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也因此被捣毁一空，吴国珍和王德彰只能在外观望，暂避风头。

最终吴国珍通过在福州卫戍司令张贞身边担任秘书一职的陈伯达，才将被俘同志解救。

六、北上叶挺军队，南昌起义爆发

1927年4月，蒋介石发起反革命政变，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受到迫害。

为了确保当时闽南地区一些较为活跃的党员的生命安全，并支援党的下一步行动，组织上紧急召集江董琴、庄希泉、李松林、陈文总、陈伯达、吴国珍等人，从厦门乘船前往上海。他们先是在上海法租界避乱，期间庄希泉转道下南洋，其他人则从上海乘船到达汉口，与叶挺部队汇合，并随之开进南昌。

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时适逢陈伯达受组织指派前往江山县争取张贞部队起义未归，吴国珍只能留在南昌旅馆待命。后二人一起转移至上海，根据组织计划，二人拟同道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不巧的是吴国珍染上了严重的咳疾，只能留下养病，而不得不放弃出国的机会。

吴国珍病愈后，拿着组织给的介绍信，返回厦门，时为福建省委常委、后来“5•25”厦门破狱斗争的领导者之一、吴国珍在集美师范的同学谢景德作为接头人与吴国珍碰面并交接工作。

七、重返惠安建立涂岭区委和人民军队

随着大环境的恶化，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只有自己掌握了军队才能有话语权，组织上也开始在各偏远农村发展后备力量并寻机发动农民起义。

考虑到吴国珍的革命履历及籍贯，组织上决定让吴国珍回到惠安，深入到涂岭山区发展群众武装队伍并重建惠安党组织，同时派施岑侬、许彩英等人共同前往协助。

吴国珍一行来到涂岭，与吴敦仁等顺利汇合，施岑侬、许彩英以鼎新学校教师身份为掩护，迅速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协会会址设在魁星楼，会旗为斧头、镰刀、犁，斧、镰在上犁居中，农民协会主席为涂岭西安村人王雨水，筹备委员有陈添成、王石成、王尚任、陈德胜、许寿山、蔡仁成、曾焕时等七人，原则上三十人以上设一面旗。

1927年10月，王德彰也返回了惠安，原惠安临时工委三位主要负责人吴国珍、吴敦仁再次团聚，于是惠安临委改为中共惠安特别支部，王德彰为负责人，办公地点仍设于魁星楼。下设三个支部，分别为泗州支部(负责人吴国珍)，林角支部(负责人吴敦仁)，涂岭支部，党员共计12名。

经王德彰、吴国珍、吴敦仁等人的多番奔走，仅三个月时间，涂岭已发展农民协会据点十三个，计旗帜十三面，会员一千多人，三百多人枪，常备队二十多人(配农民自卫军胸章)，各据点积极发动群众打贪官污吏，打土豪劣绅，开展“五抗”斗争(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一时之间，农民协会所辖的农民自卫军已控制了惠安县四分之一强的地区。

1927年11月，中共闽南临委调施岑侬、许彩英回厦门，另派黄埔军校学生、台湾人林泽民、林树勋前来惠安改组农民自卫军。12月，惠安特支于大埔园寺将农民自卫军改组为惠安工农革命军，十三个支队改制为2个营13个连队，林泽民、林树勋负责军事训练，王德彰、吴国珍等人负责政治指导，驻地仍在魁星楼。

八、遭遇挫折临危受命

1928年1月10日，作为中共惠安特支的代表，吴国珍与吴敦仁出席了在厦门召开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扩大会议，但不幸的是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林寿国部林炳洲团在伪泉州养成所学员许定海(山腰前村人)带领下，趁夜包围了惠安特支及惠安工农革命军驻地魁星楼，王德彰、林树芬、林泽民及炊事员廖佬(惠安陈田人)等四人因此被捕。

1928年1月16日，海军陆战队林寿国部杨燕秋营300多人，从仙游园庄潜入涂岭西部山区，妄图秘密剿灭工农革命军。接到情报后，吴国珍、吴敦仁、陈冬水等领导人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主动布伏，吴国珍利用自己对家乡泗州村地形的了解，将来犯敌人吸引并包围在泗洲溪谷一带，溪谷的东面是五角头革命军，王尚任负责吹号，西面是十三乡内泗洲革命军，放火点燃松柏尾以烟火为号，杨燕秋营企图沿溪向南面水尾官方向逃窜，但南面下角头革命军见泗洲烟火冲天，就在西安岭设伏堵截，从而对敌形成三面包围。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工农革命军毙敌30多人，俘敌70多名，缴获枪支200多支，这一仗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再犯，从此涂岭农民军声威大震。

遭此一难，惠安特支领导人仅剩吴国珍和吴敦仁两人，因魁星楼指挥中心已经被毁，二人决定将惠安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指挥中心由涂岭迁移至泗州村吴国珍家中。事后，王德彰在泉州被上级党组织营救，廖佬被解往福州判刑三年，期满获释，林树芬、林泽民因是台湾人，当时属日藉，按不平等条约规定日本有领事裁判权，国民党方未敢擅自处理，于是解押送厦门，由日本领事会自审，释解后返回台湾。

涂岭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愈战愈勇，也日趋稳固，于是组织又将吴国珍调往其他县协助组建农民军。

1928年春，吴国珍前往同安马巷，协助发展了一批同安有志青年为党员，并成立中共同安临时县委，周少梁为负责人，下辖3个支部，党员20多人，同安临时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领导农民掀起反抗烟捐的斗争。

任务完成后，吴国珍再次被派往永春县，并当选为永春县团委书记。

到了1928年冬，王朝英、颜选、陈洪朱等率军攻打了惠安涂岭泗洲村吴国珍家(工农革命军指挥中心)，趁机抓走吴国珍的妻子。泗州农民自卫军奋起反击，但寡不敌众，战斗中农民协会委员、吴国珍二弟吴金冬中弹牺性，海军陆战队见好就收迅速撤退。于是吴国珍只好返回惠安重新巩固涂岭安防，并营救家人。

九、惠安暴动的惊天一雷

1929年春，组织派平和暴动领导人、吴国珍的集美师范同学朱思到惠安协助发起惠安暴动的动员准备。

朱思到惠后，重新组织惠北、惠东党员及群众，重建了中共惠安临时县委，并于1929年7月在东张村主持召开了中共惠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朱思当选中共惠安县委书记，县委下辖城关、涂岭等5个区委，吴国珍为涂岭区委负责人。

集美师范吴国珍同学合影

1929年11月，惠安县委朱思等十二位同志被捕，朱思在惠安狱中受尽严刑，后押解至福州不幸殉难。于是，惠安临时县委机关从城关迁往前林、后洋一带，惠安革命工作一度出现停滞。1930年5月，泉州特委成立，福建省总行委指示泉州特委尽快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泉州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仍以惠安为暴动首选，于是派特委委员、黄埔军校毕业的陈平山和蓝飞凤等前往惠安做暴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1930年8月，福建省总行委书记罗明到惠安检查准备工作，同时召开了泉州特委会议，会议决定将惠安农民自卫队、工农革命军改编为工农红军，同时发起“惠安暴动”，以牵制国民党闽南地区的兵力，为闽西“朱毛”军队赢得战略空间。

于是，在惠安自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福建红军独立第一师、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总指挥兼司令陈平山，吴国珍为司令部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和红军宣言等工作。红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两个团，惠北为第一团，团长兼政委陈平山，下设3营7连，近500余人枪；惠东为第二团，团长蓝飞鹤，政委陈琨，下设3营6连，近500人枪。

工农红军以涂岭为中心，总指挥中心设在涂岭泗州吴国珍家中，吴国珍四弟吴金秋任儿童团团长，兼职陈平山司令的通讯员。

1930年9月14日晚，红一团所有战士佩挂“红军”臂章，集结在涂岭恒德寺，陈平山作了武装暴动前的最后动员，并部署了具体的作战方案。9月15日拂晓，工农红军全县总暴动正是爆发，惠北、惠东两路军团同时响应。

红一团、红二团作战失利后，1930年9月28日，万耀南、蓝飞凤、林权民、庄毓英等先后渡船至奎壁头，转入山腰锦山小学交通站，经古县，于29日与陈平山、吴国珍、吴敦仁、陈兴桂等会合于涂岭林角村。随后，众人在泗洲吴国珍家中召开“惠安暴动”总结会议，会议决定，陈平山、吴国珍、吴敦仁、陈兴桂、陈冬水等继续在惠北坚持开展革命活动，万耀南、蓝飞凤、林权民、庄毓英等回惠东做好善后工作。

1930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人王德与组织部长谢景德(吴国珍同学)到达涂岭，传达省委的决定：因泉州特委在“惠安暴动”后遭敌破坏，惠安县党组织改由莆田特委领导，并决定由陈平山、吴国珍和吴敦仁等人继续留在涂岭地区发展中共党组织和农会，坚持革命斗争，开辟惠安、仙游和晋江交界的“三坪山游击区”，开始由敌前斗争转入敌后斗争。原红二团幸存的领导人则分散他县继续战斗，如蓝飞风到闽中莆田，庄毓英、陈仰高到莆田闽中游击队教导队，王裕等人到漳州参加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

十、三坪山游击区的敌后斗争

依中共省委指示，陈平山、吴国珍、吴敦仁等人在巩固涂岭的同时，奔走于樟脚―东坑―寨后―三坪等处，了解民情，不辞辛苦地争取人民群众。

于是，在惠北，一个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敌后区正式形成，“三坪游击区”由陈平山、吴国珍等人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共产革命，而涂岭地区则由团防局自治自保，民得安宁。

在团防局的助力下，陈速生在交出暴动时俘虏的农民军成员后，即离开惠安逃往上海投靠其弟陈少浦，但正是这次出走，却给涂岭地区领导人带来更大的灾难。

1930年12月26日晚，被陈速生收买的匪徒，乘黑夜潜伏在吴敦仁住房的窗下打黑枪，吴敦仁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1931年1月7日，为迎接莆田特委和红军教导队进驻三坪山区，陈平山和其弟从仙游赶回涂岭，途中，被歹徒们数枪齐发，当下倒地，壮烈牺性，时年仅二十八岁。

短短一个月内，惠安党组织便损失两员干将，这对于吴国珍来说，是极大的打击，这也严重影响了之后吴国珍在路线上的决定。

陈平山遇害当晚，馆仔村村民、农民自卫军负责人之一陈俊臣派人通知吴国珍，愤慨万分的吴国珍，星夜赶往馆仔村与陈俊臣筹划报仇之计。第二天，二人立即组织工农红军及革命群众直捣陈谷寨，并一举处决了杀害陈平山同志的凶手蔡进水、蔡申生、陈密，为陈平山报了仇。

十一、忍辱负重砥砺前行

从1931年到1934年，吴国珍带领着游击区百姓与反动派坚持做斗争，特别是当时国民党正对闽赣边区进行五次围剿，而沿海海军陆战队也从未停歇过对处于晋江、惠安、仙游三县的三坪游击区的针对性打击，但最终吴国珍等人都挺了下来。

1934年10月，闽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先后纠集大批中央军和保安团、地主武装民团，对各地红军游击队进行残酷的“清剿”。当时党中央开始了十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而同时福建地区的党组织也相应得到撤离、隐藏实力的消息。

1935年5月，闽西剿共团长、蒋介石待从室主任钱大钧之侄钱东亮改任泉州驻军旅长，开始向涂岭地区大力推进，其目标是涂岭地区的负责人吴国珍、林宝兴、李中玉三人。当时吴国珍尚在南安，躲过了钱的追捕，而三坪地区实际负责人、农民协会主席的王雨水却不幸被捕。王在狱中守口如瓶、坚贞不屈，在严刑逼供之下仍未透露半句，最终竞惨死于狱中。

吴国珍闻知后，立即返乡，并私下以私财150元将王尸体赎回安葬，至此，在经历了妻子被捕、弟弟战斗牺牲及负责革命同志膳食、战斗中军火消耗等费用后的吴国珍，已然家产费空，负债累累，这时的涂岭既无上层党组织支援，又无地方资金支持，吴国珍多次派人或亲自寻找党组织均无果，整个涂岭地区成了革命斗争的真空地带，被党组织遗忘，且长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举步维艰。

吴国珍公文包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西安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得到和平解决。吴国珍在媒体中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要领及中共关于停止在白区武装暴动的信息后，开始了走出地下，重新回归涂岭。

因此，国民党也终于可以兵不血刃正式入主涂岭，并在涂岭地区推行保甲制，为了避免国民党对途径地区原参加农民运动的成员及成果遭受破坏，经农民军检讨一致通过推举吴国珍为保长，以带领大家积极与国民党周旋。

期间，吴国珍多次否决和阻止了国民党没收农民军器械的各种尝试，在吴国珍的控制下，国民党无法开展他们想要的工作，于是他们又想到了有针对性的歪招：借支援抗日之名，强制要求吴国珍在所属保甲中登记民枪，真实目的是要缴涂岭工农红军的枪，并嫁祸于吴国珍，使农民军群龙无首。吴国珍受够了国民党方面的尔虞我诈、虚情假意，果断地辞去保长之职，并迅速组织群众把持有的枪支弹药、旗子文书等物资和资料秘密藏在大山之中，以备未来之需。

十二、抗战胜利后被迫出走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紧接着，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展开了中国统一方式的谈判。气势嚣张的国民党开始毫无顾忌地“清理”地方势力，涂岭地区国民党负责人曾金章强制要求吴国珍上交“献金”六万元，同时又在涂岭组织恶势力反动团体-扁担会，妄图双管齐下彻底打击涂岭地区的共产党，而吴国珍便是其公开宣称要捉拿的第一号人物。

无奈之下，吴国珍只好被迫离开惠安，以免落入曾金章手中，影响国共谈判的大局。

时适逢台湾回归，吴国珍有一学生正在台北教育局任职，于是他便拿着毕业证书前往台湾，到台北教育处报到，拟借教员之职务在台湾避难并伺机回归组织。

当时台湾初步光复，整个机关单位都是台湾人，因台湾被日本割据长达数十年，而台北作为当时台湾的统治中心，整个教育处竞无人识得中文办公要领。于是主办人推荐吴国珍至新竹县教育科任督学，吴国珍满怀希望地前往，到达之后才知道新竹县根本没有督学的工作，无非是顶着个空衔，处理一些简单无用的公文罢了。

但，清闲的工作本非吴国珍本意，他无非是借得一个职务逃避惠安方面的追踪，同时寻机找到组织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年四个月，194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国珍听说泉州特务头子王介正布下天罗地网抓捕共产党员朱汉膺。当年陈平山初回惠安时，第一个发展的党员便是朱汉膺，后来陈平山和吴国珍驻在红一团，朱汉膺则跟随红二团行动。

这个消息，让吴国珍兴奋不已，距离与党的最后一次联系已经过去了十年，曾经的誓言和激情，在十年的卧薪尝胆中，吴国珍并未失去对党的信心和忠诚，他相信在新中国到来之前他还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吴国珍立即收拾行装，返回惠安寻找各种机会联系上了朱汉膺，并通过组织重新登记自己的党员信息。

十三、参加解放战争

重新回到涂岭的吴国珍，立即找到了组织，重新开始了战斗的日子。

但面对一个个稚嫩的面孔，吴国珍处境及其尴尬，很多泉州当地革命者对于这位身经百战、履历丰富的老党员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当年吴国珍的共事伙伴要么为国捐躯，要么已经身居高位，大家对突然出现的吴国珍多少带有疑虑。

但吴国珍并未在意这些异样的眼光，他那炽热奉献之心已然沸腾。他立即召集曾经的农民军伙伴，找出隐藏的枪支弹药，投入到与国民党周旋的战斗中。

1948年春，掌握了吴国珍回惠消息的曾金章伙同吴少川及泗洲村扁担会成员数十人包围了吴国珍家，他们备好了松柏尾和煤油，准备一把手烧了吴国珍全家。有着长期斗争经验的吴国珍，因事先察觉敌人动态，早已组织民兵将之化解，使敌人不再前来偷袭。

1949年5月，蒋匪嫡系军队交通警溃退驻守惠安涂岭，曾金章报请伪交通警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拥有广大群众力量的游击队在每次围剿前都事先获悉，均成功转移，使敌人疲于奔命，在相持中，敌人焚烧了朱汉膺的房屋。

1949年7月，吴国珍出席了涂岭工委的东洲会议，并被指派在涂岭地区做献粮、借粮、筹粮的工作，以迎接大军南下。在吴国珍的动员下，共筹集到粮食二百多万斤，吴国珍自己也贡献了三十二担，并利用自家的碾米厂日夜不休地加工粮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大军南下入泉的后勤保障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顺利进行。

1949年8月23日，被朱汉膺安排留守涂岭筹备粮食及负责文教工作的吴国珍带领着涂岭民兵配合解放军成功解放了涂岭。

十四、身陷囹圄含恨离世

1949年底，本是满怀希望迎接新中国到来，准备开启新征程的吴国珍却收到涂岭区秘书黄晏居一个不幸的告知，他被组织除名了。这个消息实在来的有些莫名其妙，吴国珍来到惠安找到组织部长何邦基询问原因，却遭遇恶意对待和拒绝恢复组织关系。

吴国珍遗物，补满补丁的衣服

1950年春，何邦基秘密来到涂岭泗州李过成家，商议抓捕吴国珍的方法，但吴国珍早已获悉情况，在他们抓捕前早已隐藏避其锋芒。但何邦基等人却胁迫吴国珍家人必须交出吴国珍，否则将予以重惩。吴国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立即启程打算前往福州找组织控诉，事有不巧，在去的路途中竟因无路条报备被扣留至泉州公安处。原扁担会成员、现任乡长的林进法，原扁担会成员、现任乡民兵队长的丁笑生闻讯后，立即赶往泉州，以早年吴国珍、王德彰在惠安县城发起枪杀通城虎陈伯昭的暴动包装成命案向泉州公安处控告吴国珍，意图将吴国珍打压到底。

吴国珍澄清事实后，在家中又再次受到多方刁难，他觉得委屈，便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寻求陈伯达和庄希泉的协助，以求恢复其党员身份，但结果却并不如意，甚至连面都未曾见到。

待吴国珍返家时，适逢土改期间，林进法将吴国珍当做反动典型在乡、区进行批斗，并在西安村开庭宣判吴国珍的“罪状”：操纵泗洲村与洪厝坑村封建械斗；走地下时短枪失火，打死吴国珍叔父吴神法的养女等罪状，最后私下将吴国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之后吴国珍便分别以“叛徒”、“恶霸”等不同罪名被三次改判关押长达五年之久。

1957年春，在朱汉膺等同志的协助下，吴国珍终于得以恢复名誉和自由，但很快地，他又因所出库页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言论被定为破坏苏中关系的右派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1958年5月，就在吴国珍被打为右派的节骨眼，惠安县决定在涂岭泗州村建设水库，曾经作为惠北工农革命军及惠安暴动总指挥部的泗州吴国珍家便从此淹没在泗州水库中。吴国珍为了国家建设，并未因此而产生怨言，而是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搬迁至一百二十公里外的漳州市长泰县，积极参与省商业厅筹办十里农场(今长泰县积山村田里社)的建设中。

但也就是这次迁移之后，吴国珍直到1974年去世前，仍坚持不懈地上报请求平反并恢复组织关系，但时至今日吴国珍的遗愿只能由其后代继续完成了。

吴国珍在长泰的故居，如今被其后代辟为祖祠和吴国珍纪念馆，或许那是对他一生奉献革命的一种安慰，希望未来，我们能还原老一辈革命者该有的荣誉。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