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记」

台湾一万年简史：一刻都不曾消停

台湾岛和海南岛，作为中国雄鸡的两个脚掌，进入中华文明圈的时间却不尽相同，海南岛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设郡，而台湾岛却一直到明清之际才开始有了府县概念，二者相差了一千七百多年。究其原因，其一为台湾近邻福建开发时间晚辐射力有限，其二为台湾土著开化程度低难以主动吸收中原文化，尽管如此，台湾的可追溯历史依然长达一万年，本文拟以简述的形式概括台湾一万年简史，以通识的内容呈现一二。

台湾岛卫星地势图，摘自觅元素网

一、远古人类的大陆成分

台湾虽远在海外，处于中国外围第一岛链上，但在地质和物种类型上，台湾和大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地质上看，台湾东部的大南澳片岩和华中、华南古生代晚期的海相地层一样基本为石灰岩，且台湾西部发现有大量古代大陆常见的生物化石，如中国特产四不像。

从植物类型看，台湾岛固有树种与大陆、海南岛相通者有六十七属、八十一种，而与日本、琉球相通者仅十六属、十八种。

青铜时代福建遗址，摘自《福建省历史地图册》

事实上，在一万多年以前，台湾和大陆之间仍是陆地相连，闽台古人类可自由出入其中，以至于在台湾发现的长滨文化遗存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广西百色上宋村的颇为相似。甚至在海平面上涨之后，闽台之间通过海上的交流也未曾停止过，约公元前四千年的台湾大岔坑文化在绳纹陶方面与广东潮安陈桥村贝丘遗址、广西东兴贝丘遗址大量雷同。公元前两千五百年的台湾圆山文化的石锛与福建武平、长汀、龙岩、南安、闽侯，广东海丰、潮汕，香港等地发现的也十分相像。显然，从历史渊源看，台湾在远古时期一直与中国南方处于同一文化区，也即我们传统上划分的百越文化范畴。

二、台湾原住民来源

在远古时期台湾已经存在多个不同类型的原始部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部落此消彼长，真正留存到今日者或许已然不多见。台湾的原住民虽然被一刀切统分为高山族，但其内部的分歧及源流却比想象的要复杂，甚至在族属和源头方面差异极大。

台湾原住民，可简单分成北部山居人和南部沿海人，二者即明郑时期典籍所称的生番和熟番，前者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阶级观念；后者开化程度高已经有了初步的等级之分，相对较容易融入早期的汉人生活圈。他们在人种上接近马来人，母语属于马来波利西安语族的印度奈西安语系，几乎没有中原、印度文化系统的影响，可见其历史上的封闭性和发展的原始性。

台湾原住民分布图，摘自网络

从入台时间看，北部山居人较早，如泰雅人、布农人等，令人诧异的是，尽管台湾四面环海，但这些山居人却与海相当陌生，甚至在他们的语言和观念中都没有船的印迹，或许他们的祖先正是台湾海峡淹没之前从大陆进入台湾并深耕于山区的原始人。而南部的原住民却是另一种状态，他们大多生活在沿海地区，除非打不过其他部落才不得不退居山区，在他们的口传历史中，大多有祖先从南部飘洋而来的内容，如阿美人自称是从红头屿经火烧屿而迁至花莲，西拉雅人则是从小琉球屿渡海而来。

这种截然不同的南北、山海习性也造就了山居人和沿海人不同的性格和生存方式，也就有了生番、熟番之别。汉人入台也正是在这种地理、人文背景下先从台湾南部开始，逐渐扩大到全岛的。

三、中原王朝经略台湾的尝试

就在海南岛开发之时，汉武帝其实也同步经略东南，只是在汉武帝眼中，闽越人多变不可信，于是他采取了迁其民、虚其地的做法，这也直接导致了福建发展滞后于其他沿海地区的结果。

受此影响，台湾就更加没人关注了。直到三国时期，东吴偏居东南，为了拓展地盘和人口，孙吴开始有计划地开发福建，并尝试着向福建以东谋求扩大发展。

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夷州据考证即台湾，当时卫温等人进入台湾后，士卒因病死伤十有八九，最后只能就地抓了数千台湾土著返回。但很可惜，这些土著较之东吴将士差距太远，非常不划算，因此孙权以违诏无功将卫温二人缉拿下狱并处以死刑。

东吴的台湾试水让大陆百姓得悉台湾对当时政权在人口、赋税方面的“无用”，以至于后来的几百年乱世中，再无人问津。

待至大一统的隋帝国，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再次萌生寻求海上异俗的想法。隋军从义安郡(今潮汕)出发，经澎湖在台湾西部登陆，当时台湾被称为流求，隋军到来后与流求土著发生激战，最终隋军“虏男女数千人而归”。这种结局，大概是东吴的翻版，如此来回，谁还会再做尝试，更何况，在隋朝，连闽粤交界都还没完全拿下，中原王朝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

四、澎湖的开发与毗舍耶人的侵扰

诚如第三节所说，当福建尚处于待开发状态时，中原王朝对于台湾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从宋代开始，福建因庞大的人口基数、繁荣的海上贸易和发达的科教事业一跃成为当时的人口、文化输出大省，而台湾与大陆的往来也开始出现不一样的迹象。

宋时，台湾地区出现一种“肌体通黑”的毗舍耶人，他们与以往各朝各代见过的台湾人长的完全不一样，这些人经常驾舟侵入泉州水澳、围头等地，既抢夺铁器、陶器，又杀人夺命。甚至有的族群也开始带着货物到临近的菲律宾小岛进行贸易，可见那时的部分台湾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术，也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或许这些人便是台湾土著被掳走后乘虚从菲律宾渡海而来的新移民。

到了元代，拥有全球眼光的元朝执政者已经把目光投向当时被称为“流求”或“瑠球”的台湾地区，他们的行动不像过去的王朝那般鲁莽，先以澎湖为跳板，建立澎湖巡检司，再伺机对瑠球下手。

元贞五年(1297年)，元朝廷改福建行省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并由福州迁治泉州，开始派出大军向瑠球开进，最终“擒生口一百三十余人”而还。第二年，元军将俘虏放回瑠球，希望由他们带话让瑠球俯首称臣，只可惜，这些人返台后如同石入大海杳无消息，而台湾的后续也随着元朝的风雨飘摇不了了之了。

五、海商离岸基地的开发

明代的台湾被称为小琉球、东番，其名号来源稍显趣味，明朝政府误把琉球群岛当做是前代描述的流求而予以命名，当真正的流求出现时，只好将错就错简单以“小”称之。

明代算是台湾大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今日台湾群体的主流来自闽南，究其渊源除了地缘优势外，主要的影响可能与明代闽南海商有关。

明代在对海策略上以海禁为主旋律，习惯了宋元时代以海为田的日子，闽南人已经一刻不能离开海洋了。闽南人与海的关系如此密切，并不是他们天生喜欢闯荡海洋，而是贫瘠且窄小的土地根本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海洋除了能够解决他们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外，甚至还有暴富的可能，这也是为何从明代开始，闽南人便想方设法走向海洋，从事海洋活动的根本原因。

既然选择了出海通番贸易，那么大陆便无法容忍这些“奸民”回归，于是他们必须在海上寻找合适的栖息之地，以便进行修整、暂居，然后伺机获得更多。而当时已经接受并参与对外交易活动的台湾沿海人，自然而然会成为部分闽南人的目标，台湾也因此进入这些漂泊在海上的闽南人的视野中。

最早迎来海商入驻的地方可能是土著较少的台湾北港，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非常适合农业耕作，除了海商的短暂停歇，部分澎湖或闽南贫户也陆续到来。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这里已经有一两万汉人居住，他们除了耕作之外，也开始深入熟番部落中以铁器、瓷器、针线、粗布等简单的手工艺品交易鹿角、鹿皮、砂金，并载回闽南销售。在《东西洋考》中关于水饷的描述中，已经出现了鸡笼和淡水两处台湾地名，可见，至少在万历年间，闽南人已经开辟了至少两处较大规模的台湾市镇，只是这些开发者的名讳未曾流传下来而已，我们只能追溯到明末期的颜思齐，将他奉为开台王，就像开闽王王审知一样，以英雄人物当第一人罢了。

那些陆陆续续在台湾停留过的海商，如嘉靖三十五年被俞大猷打败的林道乾遁入台湾北港，修整数月后，经台湾南部转移至马来半岛的北大年；万历元年，为胡守仁所败的林凤退守澎湖和北港，在第二年集合所部向马尼拉发起两次进攻；天启初年，林辛老聚集万人，占据台湾，明军不敢与之为敌；天启四年，颜思齐、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人在日本密谋起义失败，率军进入台湾北港，招揽闽南百姓就地开垦定居；崇祯七年，刘香率领舰队五十艘袭击荷兰人在台湾的热兰遮城，失败后退至台湾打鼓、尧港，转而攻取澎湖，转向葡萄牙的船队。

六、倭寇的窥视与阴谋

明代中期是整个东南沿海最混乱的时期，那时除了江浙闽诸多海商参与其中外，倭寇、佛郎机、红毛夷等也随之而至。

十六世纪中叶，倭寇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同时也有一股势力窜入澎湖和台湾，他们选择在岛上某处暂居，寻机截劫往来船只。那时的日本人将台湾称为“高山国”或“高砂国”，有了这两处跳板，倭寇侵扰大陆沿海便可做到来无影去无踪，这才使得明朝抗倭疲于奔命，效果不佳。随着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破倭的顺利进行，以及倭寇在台湾遭遇沿海平埔人的抵抗，倭寇在台湾、澎湖的势力渐渐衰落，直到万历三十年，沈有容率领战船突入澎湖和台湾西海岸后，才最终将倭寇一扫而尽，恢复了台海太平。

之后，钦门墩、马晴信、村山等安等倭将又陆续受命南来侵犯澎湖和台湾，都被明军、台湾土著一一破解。这段时期，正值日本野心最大的丰田秀吉和德川家康当政，他们一直想方设法扩张领土，因不敢直面大明，只能偷偷向周围岛屿、半岛开进，即使这样，日本在当时的实力与野心仍不匹配，还无法达到既定目的，便一命呜呼了，但他们的狼子野心却从未消失过。

七、红毛夷的入侵与据点

为什么是荷兰人最先在台湾建立据点式势力，这有点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作用。荷兰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西来的身份，完全可以把他们当做东南海商的一支独立势力看待，我们姑且把当时东南沿海的势力一分为三，其一为闽南海商，其二为佛郎机海商(包含葡萄牙和西班牙)，其三为红毛夷海商(即荷兰)。

闽南海商四海为家，本是东南沿海各岛屿的绝对霸主，因隆庆开海的执行，使得闽南海商得以回归海澄和安平，不再四处漂泊，渐渐地海外基地也废弃了。

葡萄牙人来的时间早，他们尝试过各种建立基地的可能，先是浙江的双屿、福建的浯屿，后来都被明军一一剿灭，但幸福来的太快，他们最终在澳门立足了，而随后的西班牙人则落脚于马尼拉，同样可以实现对明贸易的目的。

但荷兰人，运气可没这么好，尽管他们占据了雅加达和马六甲，但二者距离中国实在太远，完全满足不了他们大量易货的需求，于是野蛮的荷兰人开始尝试以武力打开中国沿海大门，结果自然是败的一塌涂地，他们都不是明军的对手。终于，荷兰人在某些明朝向导的建议下，拿下了空虚的澎湖，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中转基地。但明政府对于固有领土可是尺寸必争，很快地由福建巡抚南居益带队，刚刚在澎湖立足的荷兰人又失败了，他们只好再次退至台湾，在大员外侧的某个沙丘上建设了热兰遮城。

热兰遮城，摘自网络

荷兰人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也开始了对台湾的局部经营，但那个时期，整个台湾大部分仍处于未知状态下，尽管如此，荷兰人还是采取了其惯用的招数，以分而治之的方式任命土著和汉人以“土官”，并适时地挑拨其间，以维持荷兰人的稳定统治。

荷兰人入驻台湾后，因其地近闽南，已严重影响了吕宋的贸易份额，于是西班牙也派出舰队到达台湾北部的鸡笼，接着又攻取淡水以及东北部地区。但不幸的是，西班牙人在北部遇到顽强抵抗的山居人，他们不像南部沿海人那般接受贸易和等级制度，又加上日本执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这直接导致了西班牙人在北部的经营入不敷出，于是陆续撤退，最后的少数势力则在荷兰人的攻击下举旗投降。

从此，荷兰人据有整个台湾岛。

八、郑成功征台与台湾的由来

早在郑成功征台之前，在荷兰人所在的大员便已经出现大大小小数次反抗斗争，既有平埔人的焚烧荷兰堡寨，又有汉人的暴动袭击，其中以郑芝龙留在台湾的旧部郭怀一起义声势最为浩大，但最终荷兰人都成功镇压，并因此加强了防守。

郑成功抗清与复台形式图，摘自《福建省历史地图册》

事有凑巧，郑成功经历南京一役失败后，重新退守金厦两岛，此时清军以为郑军已是强弩之末，遂率领海陆大军围剿厦门，只是清军低估了郑军的海上实力，这一仗，清军被打的落花流水，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海上战斗力，刚好就在清军失败的当下，顺治皇帝身故(有说是在圭海海战中被郑成功大炮打死)。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被郑成功把握住了，他充分利用何斌献图并作为内应和顺治帝“国丧”的有利时机，率领二万五千大军，分乘战舰二百余艘，从金门出发，杀向大员。这一仗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历时近一年终于迫使荷兰人举旗投降，荷兰人交出了大炮一百五十架，小铳四千支，足够五个月食用的粮食，价值471,500荷兰盾的金银珠宝。此战中荷兰人共死一千六百余人，剩余五百人分乘战舰八艘驶出台湾。

明代以前，人们所熟悉的台湾，一般以夷州、流求存在，其中流求的存在时间最长，也最有延续性，但因明初的乌龙事件使得“琉球”名号易主，台湾不得不重新进入命名的新周期。

明代时期，闽人与台湾土著的交易主要集中于西部平原地区，其对象也基本限定于较为开化的平埔人。在逐渐熟悉台湾西部沿海地貌后，闽人经常往来台湾南部一个相对开阔的海域，与平埔族一支被闽人以闽南语称之为“台窝湾(音译)”的部落长期交易，久而久之，这片海域和土地便被冠以“大员”的称谓，这算是渔民、商人从闽南语发音引申而来的一种简单称呼。

后来，大员在辗转之下，逐渐衍生出“台员”、“大湾”、“台湾”的叫法，逐渐成为台湾沿海一个较为知名的贸易口岸。荷兰人入侵后，选择在大员修建城堡，并将之建设成统治台湾岛的中心，后来，郑成功打败荷兰人占有台湾后，也在此地建城开府，从此，大员以及其引申而来的类似名称渐渐成了台湾的代称或政治中心。最终以该地在1683年清政府设置台湾府后而使台湾正式定名，并成为整个台湾岛的代称。

九、清朝经营台湾的策略

郑成功攻下台湾后，以赤嵌为东都明京，另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两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正式开发，他大量招揽闽南沿海百姓到台湾开垦、充实人口，经过郑氏三代的发展，到了清朝统一台湾时，台湾的汉人人口已达到近二十万人。

郑成功壮年身故对于郑军来说是致命的伤害，此后郑氏后代争权夺利，加上清朝各种威逼利诱，使得郑军在大陆沿海的将士多有率部投清，这也给了施琅诸多可乘机会。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开始重新审视对台策略，最终主战派赢得了胜利，一支由施琅领导，以郑氏降众为主力的清朝海军浩浩荡荡出海了。他们先是在澎湖以众击寡打败郑军主力刘国轩，再以诱降政策迫使台湾上表求降。

台湾拿下后，清朝一度想要放弃台湾退守福建，但最终考虑到荷兰人可能卷土重来，台湾可能再次落入有心者手中，最终才决定“为防台而治台”。在郑氏府县基础上，清朝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另与厦门合置道官一员，拨兵一万防守。

或许是认定台湾乃一时防守之用，无需进行长久治理的打算，清朝政府竟在台湾执行严格的、有区别的、限制性的政策，如驱逐无妻室和无产业的居民，严禁偷渡，严禁携眷入台，严禁汉人进入番地、不准台人入伍，不准台湾各地建筑堡垒，只许台湾至厦门一口对渡，限制铁器入台等。这些要求显然是为防范台湾汉人起义反抗而出台的，这种有针对性的限制和歧视，反而激起台湾汉人的强烈不满，限制越多，抵抗越深，最终引发了台湾人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悲惨斗争。

十、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在明代中后期大量从海外流入中国的高产农作物的保障下以及清朝初期休养生息政策的支持下，东南沿海的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这种剧变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直接的结果是土地矛盾愈演愈烈，于是，饥饿、贫穷的百姓越来越多，被迫选择远走他乡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清代福建移民台湾图，摘自《福建省历史地图册》

而地广人稀、地势平坦的台湾便自然而然成了这些人趋之若鹜的好去处，再此移民狂潮下，清政府的严禁偷渡政策彻底成了摆设，再也限制不住潮水般的人群，最终，清朝开始分阶段地地开放移民，如增加大陆对渡台湾的渡口，由厦门一口增加至厦门、蚶江、福州等三处，台湾人口也由统一时的二十万人增长至嘉庆十六年的二百万人，一百余年时间里，人口数增加了十倍。

台湾移民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些聚集点一般带有极强的宗族和籍贯印迹。受清朝早期携眷入台限制要求的影响，台湾各地也带有浓厚的帮派色彩，这些单身汉或以宗族、籍贯、社团为纽带四处笼络团体，小的结党一处，大的统领一方，如有一处受难或产生矛盾，便会引起一方的声讨，乃至械斗和起义。

这些械斗和起义，有的是发生在不同姓氏之间，有的是原乡籍贯之别，后来又扩大到漳泉两府之别，甚至闽客方言之别，最大者是规模性的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天地会起义，总之，在清朝的统治时期内，台湾地区大大小小的起义风起云涌，一刻都不曾消停，较大规模者如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贵起义、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等。

清初福建、台湾方言分布图，摘自《福建省历史地图册》

台湾人民从明郑时期开始，便一直处在战争和动乱的氛围中，在他们的观念里，生存条件的改善需要自己去争取，当当局不作为或者动了他们的奶酪时，他们便会发起抗争，久而久之，这种抗争便无处不在，难以消停。

台湾人的这种性格主要体现在闽南籍中，他们一直处于抗争的最前线，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客家人则是依靠清朝的力量在缝隙中生存和发展，因此，要理解和解决台湾人的问题，或许只有在某些地方让他们得到相对的满足，比如经济方面，才能让台湾恢复平静。

十一、纷乱中的近世台湾

在明郑、清朝两百年的统治下，台湾从蛮荒之地变成东南富庶要地，可谓时来运转。但很快地，东南海氛不靖带来的纷乱又再次在台湾上演。

从1849年开始，完成北美大陆兼并任务的美国开始对台湾展开主动攻势，先是窥视鸡笼，再以美国商人在台湾海域遇险失踪为借口进入台湾，若不是英国对美国占有台湾存有疑虑，或许美国早已利用各种手段拿下台湾了，可见，美国对台湾的垂涎是有其历史传统的。

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成功将琉球纳入日本版图后，也开始向台湾深出魔爪。日本当局网罗一干日本留学生派往台湾，他们深入台湾番地进行秘密测绘和调查，其中一位叫做水野遵的日本人在琅峤被英国人夏格尔发现后，立即转告于台湾道，但台湾道竟回复说“牡丹社系属番界，他们自往寻衅，在我势难禁止”，这句回复竟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1874年，日本正式成立“台湾都督府”，开始谋划对台攻略，后来也是在列强的干涉下，日本才无法如愿。

牡丹社事件后，清朝政府才突然意识到台湾在防务上的重要性，面对列强分隔台湾乃至中国的狼子野心，暂时的分食不均并不能解决台湾面临的问题，于是清政府开始采取若干改革措施加强台湾的驻军和防务，正是这亡羊补牢的举措竟然造就了刘铭传在台湾对抗法军的各种大捷。

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的军事地位大增，清政府于1885年，正式将台湾从福建脱离独立建省，以刘铭传为首任巡抚，此时的台湾已然是三府一州十二县五厅的建制，基本上奠定了今日台湾的行政格局，从此，中国的台湾正式成型。

之后不久，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日本强制割据，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重新回归祖国。

回顾台湾的一万年历史进程，从台湾海峡淹没在大海之下起，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便此中断，台湾原住民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自然发展，随着南方海上民族的移入，台湾南部开始局部参与了中国东南的海上活动，在此期间，中原历代王朝均以军事行动的形式尝试接触台湾，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明代，闽南全民性的海上贸易活动崛起，铤而走险的闽南人率先进入台湾，并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使得台湾南部沿海平埔人渐渐融入中华文化中。以郑成功和施琅入台为标志，台湾正式开启了全面发展的序幕，之后经历两百年的不断深入发展，台湾终于完成质变，成为了今日台湾的模样。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