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福建沿海的各个村子里，我们很容易在古厝的门额上看到，或者在里巷闲谈时听到“大夫第”之名。很多人会误以为，“大夫第”的主人或者祖上曾经考出一位身居高位的“大夫”，继而衍生了众多传离奇的传说。然而，大部分源自晚清时期的“大夫第”背后的“大夫”，可能来自古厝主人某次或某几次的“捐输”或“捐纳”，即民间所说的买官。

贯穿整个清朝，“捐输”行为长盛不衰，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内外交困的窘境让清朝廷不得不扩大向民间搜集财富的规模和频次，慢慢的，“捐输”由民间主动向朝廷主动的“捐纳”转变。于是乎，民间富人几乎人人捐得虚衔，有力者更为祖上三代买了全套的荣典。受此影响，民间房屋、宗祠的形制也因虚衔的品级得到进一步提升，几乎把前人几十代积累的荣耀瞬间攒齐，一次释放。这也是为何，今日的我们在实体遗迹上看到的尊荣，却无法在文献中得到印证的原因之一。

这种现象在拥有庞大华侨群体的福建东南沿海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候的闽南，经济发展滞后，文化欠发达，为了更好地谋生并反哺家乡，闽南人几乎家家下南洋。当内地的富人们，已经开启买官的自娱自乐时，闽南本土人士仍沉浸在困顿中，哪有闲情和闲资为朝廷续命。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波经营南洋的华人才赚到了第一桶金，继而带着家乡人集体致富。当清朝廷开始注意到这帮海外的富裕子民时，一场有针对性的“截富”行动便开始了。

一、劝捐广告，多买多送

从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分四次公开在新加坡的《叻报》上密集发布劝捐“广告”，并附上完整的捐纳价目表：

第一次为光绪十六年（1890），因山东水患赈灾筹款需要，清朝首次在南洋公开劝捐。此次捐纳官衔涵盖了文武职各品级虚衔、翎枝荣典和三代封典等，其价格，除了“购买”监生能享受七折优惠外，其他均与内地无异。但为了更好推广，朝廷专门设置包含身份、虚职、荣典等全套的优惠大礼包，如购买监生+五品虚衔+三代荣典等全套者优惠价仅800两。

第二次为光绪十八年（1892），因中法战争后海防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清朝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开放了文、武职实官候补分发的捐纳新项，不仅让爱面子的华人拥有炫耀的身份，而且也为那些有意进入官场的人开辟了体验的捷径。此外，为了提升筹款效率，所有购买细项均比照前次监生例，全部享受七折；购买套餐者同样在第一次总价基础上再打七折，如五品虚衔大礼包只要560两。

第三次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庚子赔款后，清朝国库空虚，摇摇欲坠，不得不再远赴重洋收割一笔。这次，停止了实官的买卖，仅维持第一次的虚衔细项，但优惠力度较第二次更进一步，即所谓的“折上折”乃至“骨折”，如五品套餐只要392两。

第四次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回光返照之间，意图整饬吏治，在第三次的基础上收回了“折上折”的优惠，稳定了“物价”的同时也规范了劝捐的规则，五品套餐重新回到第二次的560两。

清朝“劝捐”的手法，像极了今日的饥饿营销把戏，怪不得那个年代的华人们，一窝蜂的争抢，恨不得全家都衣锦还乡。

参考资料：

COMBER L F. Ch'ing's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 9(2):194‑207.

二、海沧碑铭中的“番仔官”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以光绪十六年（1890）为界，之后有一定实力的海沧华人几乎人手一个虚衔，如邱正忠为荣禄大夫（从一品），邱忠波、邱菽园、林花鐕‌为道台衔（正四品），颜永成、温文旦、邱曾三为同知衔（正五品）等，至于五品以下者，更是多如牛毛。

参考资料：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213-238

然而，该时期的海沧碑铭中关于本地华人华侨的捐衔记录并未出现井喷的现象，莫非是人们开始理智面对“官身”的崇拜？非也。

一方面，碑铭中的“官衔”，必须搭配捐缘额，才能体现出“风光”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自家乡里的两庙捐缘中，本地人为了乡里情面，往往以谦逊态度面对。如以上所列高阶职位者，他们是海沧碑铭的常客，却鲜见其虚衔记录，反而是外地者偶有显现。

以下简列海沧碑铭中的虚衔名单可窥一二。

(一)青礁慈济宫

1.嘉庆十九年碑

青礁慈济宫集中出现带有官衔的捐缘名单，最早来自嘉庆十九年（1814），他们基本来自原乡，华人身份极少。

缘首为“岁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郑元鏄”，诰授从四品文职散官，结合其岁贡身份及捐献贰佰大员的经济实力，郑元鏄可能是在真才实学的基础上使用了钞能力。

在郑之后，碑铭中出现大量的国子监生，如陈廉植、杨国安、陈邦伯等，均捐资不菲，他们未使用“岁贡”、“优贡”等正规途径进入国子监的名称，而通称“太学生”，或已说明他们的监生身份即来自捐纳，即“例监”。

在一众监生名单中，来自潘厝潘振承家族的几位子弟，官衔最高，“分巡兵备道潘有辉（正四品）”、“奉直大夫潘有量（从五品）”。潘家祖孙数代一直保持有捐纳的传统，强大的资金实力使得他们有能力在文圃山周边豪掷千金，参与各项公共事务。

此外，尚有京口社的“例赠文林郎叶正瑚（正七品）”、“奉直大夫颜朝宗（从五品）”、“诰封奉直大夫李元志（从五品）”、“奉直大夫郭邦瑞（从五品）”、“登仕郎周志逵（正九品）”、“登仕郎林世美（正九品）”等。

该时期的虚衔，因为稀少而显得珍贵，即使是本地人，也恨不得人人看得见。

2.咸丰四年碑

到了咸丰四年（1854），来自南洋的虚衔华人，开始超越本土人数。排在前列的为“观察使马振华”，观察使并非清朝官衔，而是道员的旧称，为正四品。马振华与三宝垄妈腰陈敬麟并列第二，均捐献四百大员，他们可能是熟悉的朋友，由此推测马振华可能是霞阳人马荣周。

之后，排在各宫庙之后的捐纳者，有新加坡长泰县籍侨领章芳琳的父亲章三潮，头衔为“贡生”，对应捐献额可能为268两，可见那时候的章家已经致富了。该时期的碑铭中，太学生仍占有较大的比例，贡生也渐渐多了起来，附带官衔的则有“光禄寺丞颜增曜（从六品）”、“布政司经历黄风鸣（正六品）”等。

光绪十六年以前的捐纳价格还相对较高，很多人也只能捐个监生改换门面，即使有能力捐个虚衔，品级可能也不会太高，更何况追赠三代所花的银子定然不会少。但随着南洋捐纳打折力度的不断加码，众多致富的华人们便开始有花小钱办大事的机会了。

3.光绪二十二年碑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慈济宫重修碑记中，排在前列的仅颜应麟还使用“例贡生”的头衔（咸丰四年的碑记中，颜应麟还没有头衔），其他人几乎都弃用了含金量不断降低的太学生名号了。

紧接着，就是“章桂苑钦加二品衔花翎候选道驻新坐探南北洋委员兼辨叻坡等处来账事务”，如此长的头衔，写的尽是荣耀，章桂苑即前咸丰四年碑所记章三潮的儿子章芳琳。其他还有“诏安县钦加四品衔吴一杨”、“陈金钟二品衔候选道驻新加坡暹罗总领事官”。

该碑除了颜应麟外，其他有官衔者均是外乡人，本地人集体放弃了捐纳荣耀，是约定俗成，还是碑记写不下，不得而知，或许这是他们共守乡土的默契。

(二)其他宫庙

1.慈济北宫

慈济北宫（又称六社庵）现存三方碑记均来自道光年间，捐献者多为温厝村范围内的六社，其中道光八年（1828）仅记录一条，“长园诰封奉直大夫李元志（从五品）”，捐缘者也同时存在于嘉庆东宫碑中。

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碑记仅缘首萧菁莪备注“太学生”，其他名单均无抬头。道光十八年（1838）也仅仅体现了两位萧姓太学生。虚衔名单逐渐减少的现象，在同治十年的《重修玉真法院碑记》也同步出现，或可说明海沧人的富裕生活只在乾隆-嘉庆年间昙花一现，到了道光以后，一切又回到了原始状态，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下南洋谋取更好的生存条件。

2.海沧其他碑铭

道光七年（1827）的《重修济津宫碑记》，尽管有不少官员和国学生的记录，但他们与北宫的状况不同，可能不是虚衔。如“提标前协中军府江”、“提标前协端防厅刘”、“海沧汛防官苏”捐额不多，却能压过众人排在碑文前部，显然他们应该是海沧汛驻防的实职官员。在他们之后，则有“国学生许东和”、“国学生王应偕”、“国学林金鳌”、“岁进士周清浒”。惟不好判断的是缘首“课塘布政司理问陈祖纯（从六品）”，他是角美课堂人，捐献最多，实职与虚职难以确定。

嘉庆七年（1802）的《重修龙王庙碑记》与东宫嘉庆碑一样，成了潘厝潘家的展示场所。缘首“内部主政潘正修”，其他如“候补巡道潘有辉（正四品）”、“奉直大夫潘有量（从五品）”，因潘家常年往来于家乡和广州十三行之间，而海沧为其对渡的核心始发和到达港，潘家深度参与海沧的各项公益事业，在此处重修工作中，潘正修也作为为主持者之一。除了潘家之外，该碑记中还有大量真实的秀才，如撰文者为“廪膳生员张春山”，其他“岁贡生萧启桢”、“庠生江济川”，国学生也是集中出现，此外还有“即用分府黄瑚（正五品）”。

综上所述，南洋捐纳泛滥之前，海沧的碑铭中还有不少显示荣耀的虚衔。但进入道光以后，随着国内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国内商品竞争力的下降，闽南沿海日渐萧条，人们只能南下寻找机会。待同治以后，海外华人经济逐步上行，海沧人终于有机会反哺家乡，他们不断捐资献力，使海沧迎来了大建设时代。然而，衣锦还乡的海沧华人们，并没有在家乡大肆炫耀自己的捐纳成果，反而显得愈加低调。

究其原因，除了大环境中乡民普遍富裕外，可能也与当时的地方官员尤爱压榨本地富商的“传统”有关。如1852年，三宝垄富商马荣周欲返回霞阳上马社探亲时，已经按照当时打听到的消息，备好了被当地官员“勒索”的20万元，幸好当时的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向他建议，采用悄悄回国的方式竟得完美躲过勒索。可见，光明正大的索取，已经是那个时代公开的秘密。低调，也可能是华人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无声抗议。

参考资料：

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M].王诗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05

附海沧其他碑铭的捐纳虚衔：

本文内容由：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