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年（1551），延平府通判王谏按例轮驻漳州府海沧澳充任安边馆长官，负责东南沿海捕盗、稽核、禁海等诸多事宜。

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漳州诏安县走马溪事件发生以来，朝廷官员对于禁海之事，大多保持点到即止的态度，他们可不想重蹈朱纨等强硬派的覆辙。以至于，东南海疆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般，再也挡不住全民下海的汹涌人潮。同时，一些士大夫也开始静下心思考：禁海与开海之间，大明帝国该何去何从。

王谏便是其中的代表。

初到任安边馆，王谏即收起了官场的雷霆手段，改以体恤百姓的怀柔策略，不多久，即上条陈利弊八事，并被监司所采用。如此体贴民情的举措，让王谏很快便融入了以海沧为中心的五澳百姓之中。也正是在深入了解了沿海居民的生计之后，王谏对于禁海国策有了新的认识。

王谏认为，从福州到潮州，广袤千里的沿海地区，地多斥卤，难以耕种，百姓只有下海一条路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其所贸易者，多为西洋的“古里、满腊、暹罗、爪哇”等国，易其盛产，诸如“珠玉犀象、玳瑁椒木”，无非是补贴家用罢了。可是，当官军戒严海贸时，不但没收所有货物，还扣押船只，甚至搞株连，使得沿海百姓“破家荡产、鬻卖男女，丧其躯而后已”。如此断人生路的摧残，不但使沿海诸澳千里萧条，而且直接导致百姓潜往倭国“贩卖胡丝磁器铁铫诸物”。至此，通倭之患大炽。

面对当时的困境，王谏想到了应对之策：开海。

首先，将福建海沧澳开辟为货物集散的贸易中心，称“料场”。经略方式可参考内地的荆州、芜湖等处，此即后来“月港”模式的雏形。

其次，组建加工中心和物流商队。将福州至潮州之间拥有较多产业的地方选作“船总”，每个船总配置十艘货船，合计组建一二十处，以为出口加工区和物流集散地。

最后，由朝廷造册统一调度。各船总船只纳入朝廷系统中统一管理，每年八月中秋北风起时，发给船引官文，听其各下西洋交易，至来年四五月归，继而对其货物进行抽税，税率按二十抽一。

如此施行，对明朝有三利：

其一，沿海百姓通过生产、贸易获利，解决了温饱、小康问题，可互相保全，东南增一藩篱。

其二，西洋贸易通畅，倭国勾引之患遂断，倭乱自然可解。

其三，朝廷增加税收，可专注北疆，无东南后顾之忧。

王谏的设想，与隆庆开海的政策相差无几，只是这种未经历过沉重代价的前瞻性，显然还无法引起庙堂之高的中枢层注意。以至于当嘉靖三十一年后，东南沿海动乱骤起，一切补救已然来不及了。而安边馆开海之策也就此隐没无闻了。

参考资料：光绪《台州府志·卷七十五·宦业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