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记」

清末的厦门郊区，是如何被丐帮攻陷的

题记：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武林帮派中，丐帮总是能以主角或主要配角的身份出场，而现实社会中，我们从来不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给“丐帮”任何存在的位置，前些年轰动一时的“犀利哥”，亦不过是一场笑话。然而，翻开历史，就在一百多年前，厦门的周边，竟然真的有丐帮存在，而且势力还相当强大，有帮主，也有严密的组织，这是怎么回事呢？

厦门老城位于鹭江道一侧

从郑成功割据金厦与清朝隔海展开对抗开始，厦门岛的战略地位便已凸显，至鸦片战争厦门沦为五口通商口岸后，厦门更是以其经济、交通几何中心的优势成为闽南鱼龙混杂之地。

“厦为中外停泊巨镇，轮蹄络绎，颿影樯缤纷”。各类事物在厦门岛汇聚，既创造机遇也预留风险，但二者又有时空分布上的不平衡，如厦门商埠仅存在于鹭江两岸狭小的厦门城和鼓浪屿附近，这里商业发达、百姓和乐，中外文化的碰撞让厦门迸发出蓬勃生机；然而与厦门城仅一水之隔的海澄县三都(海沧)及一田之交的同安县禾山乡(今中山路一带以外的厦门岛其他地区)却成为莾匪、丐帮鱼肉之地，“山林啸聚，亡命之徒号召群不逞，乘而出没，穷无复之，则垂涎三都如屠上肉”。

禾山、海沧和厦门位置图

厦门岛，虽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但长期以来却是漳州府的咽喉守卫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职能使得厦门岛空有军事地位，而无民生作为。与之相仿的，其对岸的海沧半岛，行政上属于漳州府海澄县，地理上却是嵌入同安县包围圈的飞地，空有漳泉二水的控制力，却无半点经济文化的辐射力。二地作为漳泉二府、同澄二县交界的边远地带，自然也成了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的乐园，特别是厦门开埠后，因得地利，海沧和禾山的经济水平较之其他地区有明显优势，故而在承担“非法占领”方面也重于他处。

一、海沧和禾山的原始积累

在大时空背景下，清末至民国，整个闽南都处于人口急剧输出的状态，一般认为这是闽南地狭人稠的必然趋势。海沧和禾山，虽然不是所在府县的核心区，但因拥有发达的水陆交通及相对充足的平原和水源，在人口密度上和郡城、县城相差无两，故而在移民输出方面自然也会较之其他地区更严重。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它们在人口输出的同时，也在接受着相当规模的输入，特别是来自安溪、南安、海澄等方向。

槟城五大姓之一新垵邱公司

人口的不断增长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并非海沧和禾山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大规模出洋，实乃该地区从明入清出洋传统的延续，是追求更好生活的自然反应。如马六甲明末清初最早的三位甲必丹中，便有李为经、曾其禄两位来自厦门岛；清康熙年间捐资重修海澄县青礁慈济宫、同安县龙池岩的巴国华侨领袖中，大多为角美、海沧、厦门一带人；槟城开埠时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华人“五大姓”，有四个来自海沧。

海沧和禾山人出洋的传统，源自明代嘉靖以前的下海通番，随着隆庆开关月港贸易的扩大发展，作为月港组成部分的海沧和禾山各社各港，也深度参与其中，他们的子弟因此遍布海内外。至顺治末、康熙初年沿海迁界，该地区的百姓更是批量南移，在异域建功立业，待到复界时，又传帮带将同姓、同社子弟携出，如此循环不绝，以致二地皆是闻名于世的重点侨乡。

基于传统延续的厦门海运发展

大约以厦门开埠为界，之前的海沧和禾山出洋人大多演变成在地化的峇峇娘惹，之后的则是与祖地沾亲带故的华人，后者生活在南洋，娶妻生子在祖地，从而使祖地成为富有、势弱的后方，故而“闻有自西洋归，南洋、东洋归，穴辎重而尾之手鎗、刀、火炮，同安诸莾匪，腰利械以助，虚布角逐之势，一炬号发，截门者、陷壁者、跳梁者、穴者、洞者，咆哮冲突”，“邻里中壮长者，贾于外洋，百十老弱，谁敢出劘虎狼牙？即有愤不顾身，出喊救，被鱼肉，药米无资，瞪瞪号泣，一人失望，百族塞心”。

二、丐帮粉墨登场

海沧和禾山青壮年的出洋，使得当地对体力劳动有极度的需求和依赖，一些因逃难、避祸、躲灾而四处流窜的劳动力最终在该地区聚集。他们远道而来，缺少营生手段，大多选择出卖苦力，或受雇为长短工，或跟随当地人上船帮工，也有不少人无处谋生而沦为乞丐。

海沧在海澄县的位置

两地百姓虽然皆是老弱病残居家经营，但因有丰厚的侨汇支持，百姓日子过的还算殷实。在此乞讨的丐者慢慢也摸透了当地百姓的习性，往往能够在适合的时机获得最大的收获，甚至在后来，有人盯上了这份“肥差”。

起初，当地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乞丐有相对集中的约束，特纵容有心人充当“丐首”，即所谓的丐帮帮主。后来，这些丐首渐渐偏离初衷，被当地恶霸垄断经营，他们利用乞丐不受乡约族约约束的现实，开展一些游离于官府规定之外的活动。如丐首充当夫头，以身强力壮的乞丐充当轿夫，并通过一些手段控制“各社凶吉花礼”，如鼓吹、花轿、小轿等，从而坐地起价，逼迫乡民高价租用。

咸丰元年(1851年)，吕厝乡吕氏赴泉州海防总捕驻镇厦门分府告称，临乡叶某自恃为丐首，开设轿店，垄断经营禾山各社红白事。当时吕氏向叶某雇请倩魂亭和鼓吹，叶某坐地起价，于是吕氏转而向萧某雇用，结果叶某便半路拦截，百般阻扰。

此案，萧某另也向同安县及厦门分府分别状告，因多案涉及，官府不得不开庭审视，然而其结果不过是给示谕禁：嗣后民间如有婚丧，应用轿、亭、鼓吹等项，俱着听从本人自行择雇，毋许妄行包揽。

至于叶某，却未见实质上的处罚，这算怎么回事。以至于，乡里丐首垄断经营，敲诈勒索之事更成习以为常。

三、丐帮闹事引发外交事故

同安县如此，海澄县亦然。同治十年(1871年)，汀漳龙道收到一份大荷兰国驻厦巴领事的照会，便立即转交办至海澄县深入调查并出示严禁。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入荷兰国籍的海沧宁店华人李康杰从小在海外长大，成年后按慣例回乡娶妻。当地丐首欺负李康杰初次回乡、人地生疏，遂多索轿费，因李不允从，丐首便千方百计阻挡李康杰雇用花轿和轿夫，使之婚礼无法进行。

海沧宁店丐首处置过程的奉宪立牌

李康杰兄长李康泽知晓情况后，亲自对宁店丐首的恶行做了细致调查：其所在宁店社，族小丁稀，居民多出外生活，社中仅妇女小孩。但凡婚嫁、丧葬、登科、祝寿等活动，该地丐首均会充当夫头，画地为界，自称埔头，垄断该地所有夫轿，百姓无论肥瘦一概“任听诈索多资”。如婚娶花轿、鼓吹等费用市价为三到五元，而丐首垄断后则抬高至五、六十元，最少也要三、四十元；有贫困人家退而要求女方步行送嫁的，丐首也会率领一帮乞丐拦途阻挠，制造难堪；甚至女方定聘时，丐首会提前和男方要求预订花轿，待到结婚之期，故意制造无轿理由，趁机哄抬费用；更恨者，有人家童养媳成年后，丐首也要强行索取未发生的轿费、丐礼等，以为亏空之资。

如果丐首恶行仅在于有实物或实质服务上的勒索，倒也还好，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假冒官夫，欺瞒乡民，使之状告无门，即使索性告成功了，也要反被诈骗一番，此情此景，真可谓是瞒天过海，俨然一方海大王。

海沧各社地图，宁店今属温厝村

甚至，海沧丐帮还拥有自己的基地，位于海沧村十社之一的店仔头，俗称乞丐营，海沧乞丐的中枢便在此处。他们将海沧各社分成不同的属地，各自经营，联合行动，使得海沧成为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库。若不是这次遇到李康泽兄弟将事件升级为外交事故，想必也不会引起官府重视。即使这样，此案的判处，也不过是丐首承担些许皮肉之苦，动摇了宁店一地的红白事雇请方式罢了，实际上海沧丐帮势力仍然坚不可摧。

四、海沧丐帮的持续升级

宁店丐首勒索一案，汀漳龙道及海澄县曾就案件经过和处理结果刻以碑文立在海沧第朱前主道上，碑文明确规定：如遇民间婚娶一切事件，应否雇轿及雇用何处轿夫，息听自便。毋许把持地界，勒索轿价、花红名目，如敢呼纵群丐临门，吵索酒食，许被扰之家即行呈控，从重严办，凛之毋违，特示。

示禁案件判决一段时间后，宁店及邻近乡社倒是些许太平，但很快的，这个丐首又卷土重来，重抄就业，只是把原来勒索的花轿、鼓吹费用由五、六十元降低至三、四十元，其他事项仍照旧进行。

尽管丐首专挑软柿子捏，但也抵不住扩大收益的诱惑，光绪七年(1881年)，东屿下社李氏终于忍不住了，几位家长再次将该丐首的劣迹呈报海澄县。结果就如清末的社会一样腐败，县里再次把宁店的谕示重刻一碑立于东屿下社了事，至于丐首的处置只字未提，到底是没有制度约束，还是丐首神通广大，谁又能知。

东屿下社李氏家庙

东屿的经验，与其说是坏的开头，不如说是把坏事的潜规则公布并广而告之。海沧的丐帮势力虽然足够强大，但他们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于是他们象征性地开出一系列定价章程，如民间嫁娶轿夫，十里内每名工钱一百八十文，二十里内每名二百四十文，三十里内则为三百文，花轿每次租价一元。按县衙的要求，这份章程需送呈县里备案，以为后续争议的依据。

道理如此，但从几次的判决看，全然没有遵守，于是海沧宁店与东屿之间的渐美社，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战术，他们集合全社各姓家长，在丐首的章程基础上公议出一份可行性较高的定价指南：富裕人家迎亲花轿及小工、小轿、吹手等费用，应给英银十二元；贫苦者亲迎花轿及同类配置，应给八元，如果没有亲自迎亲，只是花轿一台，及小轿、小工等费，只需给银4元，这份价格即使最低水平也是丐首备案章程的一倍以上。然而，当地丐首颜某却完全不接受渐美人的价格，竟然在备案章程的基础上，自行粘改数额，较之渐美公议价更高数倍。

渐美社重新立碑(右边第一方)

面对这样的局面，渐美社蔡、钟、许、洪各姓家长竟然无力为之，只好勉为其难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向县衙告状。县里又来一次碑文示禁，无非是要求颜某须按备案价格明码收费，各乡社民自行选择雇主一类要求，然则何？

五、釜底抽薪自食其力

男子在外辛苦经商，父母、子女在乡备受欺凌，这日子何时是头？

“官有营汛，乡有守望，胡隔膜至此？岂知官设兵以防盗，兵畏盗甚于官”，姑且不说清末海澄县的官兵是否如此畏惧盗贼，单单鱼肉百姓的蛊虫都无法根治。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勾结，其社会环境之昏暗，不过如此。在海沧各乡社频频遭受无故之苦后，终于，当地的有识之士站出来了，“吏下乡猛于虎，不问曲直，先问肥瘦”，一切本地事宜，在当时，依靠官府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唯有“先辈联络旧规，不可不举也！且联络之举，防盗亦以防官”。

槟城三都联络局

于是，海沧各乡乡耆汇聚一处，共商解决之策，大家决议设立“三都联络局”以为海沧地方抗贼、改善民生、调解纠纷、助学等用，当下在陈炳煌、邱炜萲、颜朝阳、林则张、周肃杰、王春霖、谢鹏博等举人、生员组织下，海沧村社联盟成立，时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三都联络局成立伊始，便派邱某到海外海沧人聚集的槟城募捐，当时以三都邱、谢、杨三公司为主体，展开了大规模的劝捐活动，并最终筹得六千二百二十六元，除六千元作为母本生息外，零头及每年生息钱目悉数寄送海沧三都总局。槟城也因此成立三都联络分局，作为长期支持海沧祖地的窗口，其董事成员由各社主要捐资人代表担任，如林花钻、霞阳社杨忠万、囷西社林有汜、钟山社蔡水义、新垵社邱有用、石塘社谢自友、赤石社温文旦、霞阳社杨允两、新垵社邱天保、石塘社谢应菜等。

槟城三都联络局捐款明细

自此，海沧的丐帮问题最终在海沧人集体的力量调节下彻底解决，那些日常所用的小轿、轿夫定价也归于正常，大约在民国初年，笔者的曾祖母回石甲头娘家时，也雇的起小轿了，那至少说明丐帮充当夫头的时代已经结束。而那些落魄街头不得不被人随意控制的乞丐们，也最终在海沧各社以对等的劳力交换方式定居下来，如此双赢的局面，难道不能在更早些时候到来吗？清廷的腐败，是从上往下不断渗透的，一家一县如此，更何况一国，也怪不得槟城三都人会如此踊跃支持孙中山反封建活动了。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