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代天巡狩”,字面上的意思,便是代替天子或上天巡视四方,我们可以理解为包青天拿着尚方宝剑,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执行着先斩后奏的正派任务,抑或是钦差大臣奉着皇帝密旨到地方查腐杀奸,总之,这是一个在民众心里集合了万千理想的“青天”与“有为”,特别是居在边陲,心存的那点“被关注”与“被呵护”的念想与期望。与代天巡狩职权最相似的,当属从明代开始成熟化的巡按御史制度,“代天子而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幼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

巡狩制度,从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王朝开始便已出现:尧舜时期由天子率领百官、侍从定期巡视四方,始称巡狩 ;到了夏商周时由朝廷委任的方伯替代天子对四方臣服的诸侯进行监察,可称“代天” ;秦汉时,则开始出现分地点、分业务的专属监察官各自负责不同的监察事务,此时巡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巡视了,更像是固定的纠察制度;之后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数个朝代的微小变革后于隋唐时最终确立了分巡和分察两种相对独立的制度;最后到了明代,由分察衍生出繁琐且完善的巡按御史监察制度。

明初朱元璋将历史上传承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正三品的左右都御史,正四品的左右副都御史,正五品的左右佥都御史,其下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最初为十二道,至宣德三年,始定十三道计一百十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资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 。“代天巡狩”的王爷指的便是监察御史,或称巡按御史,官职不大,权力却相当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确实有“代天巡狩”的味道。

闽南百姓借鉴了世间已经存在的监察御史巡狩制度,将之套用到神灵身上,将天公比作皇帝,将王爷比作巡按御史,其各类科仪也基本参照巡按御史的日常展开,故有“游府吃府、游县吃县”的现象和说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神格化的王爷管辖范围主要在海洋及沿海,与巡按御史的陆地巡视刚好作无缝衔接,也算是对朝廷海禁政策、弃海外子民不顾的补充。管辖范围的限制,也可以从坊间俚语窥见一二,如泉州盛传“王爷入永春,蚀本十三万”或“王爷不入永春”,漳州则是“王爷不入北”、“北门无王爷 ”等等,这都说明了王爷只在沿海地区流传,鲜少在山区分布的事实。

“代天巡狩”的神化,源于巡按制度在民间的认可和升华,除了人们深刻关切的“代天”权力外,还有现实中该制度本身具有的先进性和廉政性:

其一,巡按御史的职权范围满足了百姓对清官的期望。

巡按御史最初设定的目的是考察内外官员是否存在不称职的行为,其名目包含了人们对官员密切关注的内容,“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那些地方封疆大吏因远离朝廷,皇权难至,往往会滋生腐败,而此时充当皇帝耳目、属于独立系统的各道巡按御史则成了百姓寄托奖善惩恶的希望。

其二,巡按御史的任人唯贤选任标准大受好评。

正因为监察工作的重要性,明朝历代皇帝都对巡按御史的选任标准提出严格要求,务必为清正廉明、有较强能力、敢于进言的“清谨介直”之士充任。操行方面 ,必须是清廉自洁,尽忠职守,激浊扬清;学识方面,自永乐以后必须是进士出身的正途;资历方面,必须是具备三年以上为官经历,对大明制度比较熟悉、政绩显著的基层官员,尤以知县为宜;外在方面,不仅要求身材适中、面貌端正,而且要30岁以上、60岁以下精力充沛的健康男子;程序方面,须通过朝廷正式认可的渠道,如初授、改授、保举和考选等方式进行筛选,不得通过其他不正当渠道授职。

其三,巡按御史的独立性确保了行政公正性的实施。

尽管巡按御史内属于都察院,但却不受都御史及以下官员的节制,更不用说其他部属或地方官员了。如六部下属各司在各地方的分支机构在衙署抬头上都必须写明所在部名,而各道监察御史则无需附带御史台或都察院的名号,仅书写各道监察御史即可,其原因在于巡按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官,行使的是“代天巡狩”的职责,而不能为都察院所节制。

另外,明朝历代皇帝不断加强巡按御史的权力,也使得百姓对巡按御史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起初,巡按御史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司法及监察领域,如对各省按察司的工作进行复核及对府州县长官进行查核,后来职权不断扩大和膨胀,如景泰年间明确了增加考察布按二司正官及佐贰官的大权,正统年间将考察范围扩大至卫所官员,有时也根据朝廷的弹劾情况由皇帝直接委派至地方全权负责调查事宜,总之,巡按御史的权责到了成弘以后,已然发展成事实上的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境地了。

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代天巡狩”信仰的成熟化,定然也会与巡按御史的发展同步或稍微滞后。面对日趋严峻的禁海之策和不断缩紧的营生途径,对于偏居东南一隅、曾经文化甲中华的福建沿海百姓来说,他们会第一时间想到奸臣当道蒙蔽了皇帝,才导致了目前生活的困顿。在他们的内心中,极度期盼有一位正直、居高位的人站出来为百姓发声并将奸臣绳之以法。而这样的人物,除了已列仙班的各路神灵外,他们能想到的或者能创造的便是民间盛传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千岁爷,或者是那位就在身边,每年一更替,能够为百姓斩妖除魔,有着“代天巡狩”权力的巡按御史。

于是,基于某种巧合,“代天巡狩”信仰便产生了,而且为了提升其神力,人们创造性地将实施该权力的巡按御史升级为具有极高爵位的千岁爷,或称王爷。这些纯粹靠想象的创造,其实也可以从闽南地区习以为常的戏曲和传说中找到灵感,如高甲戏、芗剧里,其情节总是难以逃出一奸臣、一忠臣的套路,其结局也多半是以奖善惩恶收尾,而那位大结局的担当,也往往是具有崇高身份的王爷,如此种种。

从“代天巡狩”信仰孕育的背景看,钟山水美宫可能是“代天巡狩”信仰的发源地或重要的传播中转地之一。发源地必备的条件之一是海洋活动频繁且具备一定的规模,中转地则需在发源的基础上增加传播的介质和助力,如巡按御史制度的影响、信众基础的积累、财力的支持、交流的渠道等。

论明初海洋活动的规模,在整个闽南,甚至全中国,怕是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和漳州比高低的,而在漳州,又属漳南地区漳江与东溪出海口包围着的梅岭,和漳北地区九龙江出海口南北两岸的石码、月港、石尾、海沧最是猖獗。从上区域,我们可以将“代天巡狩”信仰的发源地锁定于漳北地区,至于是何地,无需特别考究,因为这里本就是命运共同体,都是未来海澄县的核心范围。此外,南北两岸的这四个区域,必然也是“代天巡狩”信仰最重要的传播中转地,而他们在明代最是发光发热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也是“代天巡狩”信仰发展成熟并迅速扩张的最佳时期。

以海沧为例,海沧本是半岛地形,其三面靠海区域,其一为九龙江北岸的海沧一线,其二为与厦门筼筜港相对的海沧湾,其三为新垵、霞阳所在的马銮湾。《筹海图编》所说的“海贼之渊薮”,如“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地则包含了以上三个区域中的前两个,尤以“嵩屿、渐尾、长屿”所在的海沧湾最为严重。海沧湾内缩于海沧腹地之中,口小腹大,入口处分别为嵩屿、长屿所扼守,腹中因多条溪流的冲刷形成了若干港澳,如温厝、赤石、芦坑、洪坑所在的赤石港,钟山、石塘、埭头、马内坑所在的钟林港,山后、宁坑、乃水所在的山后港,各港中及之间港汊交错、红树林杂生,简直是天然的避风港和藏船宝地,很自然地,这里也成了滋生海贼的胜地。基于这样的地利,钟山的林、蔡二姓在嘉靖年间产生诸多颇有影响力的海盗也就自然而然了。

图4- 7 海沧古今地图对比

其次,钟山及海沧湾所在区域也颇受巡按御史的影响。整个明代,海澄县共产生进士58名 ,经历过御史官职者计10名,占比17.2%;其中建县以前进士13名,御史4名,占比30.8%,建县以后进士45名,御史6名,占比13.3%。相对来说,“代天巡狩”信仰源起的隆庆以前,御史在海澄县辖地的影响要比建县后要大一倍以上,那时又是海氛不清的混乱时局,人们对青天的期望明显要大多的多;隆庆以后,天下太平且明朝开放海禁,御史的需求则主要体现在辨忠奸、铲除贪官污吏方面,海沧的“代天巡狩”便是在此时期得到大发展。

图4- 8 云塔书院“师弟解元”皆为巡按,@陈沧山

明代以来,海沧片区文化上虽有所复苏,但却只产生四名进士,且都出现在万历朝,占海澄县万历进士总数33位的12.1%,不算多,但其御史数却多达三人,占海澄县同期御史的50%、海沧进士数的75%。这四位进士中有三人来自海沧湾,分别为东屿的柯挺、温厝的温如璋、芦坑的谢宗泽;四人都属于进士中的青年才俊,除了谢宗泽一开始就入部担任主事而未得基层历练外,其他三人均是从知县做起,因绩效显著而被提拔为巡按御史。他们中又属周起元和柯挺两位御史的事迹最广为流传,至今仍可在海澄及海沧坊间听闻一二,他们甚至也因忠孝名显而名列漳州郡县乡贤祠。

最后,社区及族群的大小也决定了王爷信仰的规模。从目前海沧尚存的王爷信仰社区和宫庙看,成规模且具一定影响力的多分布于海边,如马銮湾的芸美社、新垵社,海沧湾的钟山社、石塘社、马垄社,海沧一线的大路头社等。这些社区的共性,至少包含以下几点:

其一,外向型的海洋经济占主体,表现为重要的侨乡。

其二,族群具一定规模和财力,通过联姻能够影响到周边县及社区,从而扩大了分香的渠道和信众的规模。

其三,王爷信仰占主导或主体地位,王爷宫庙为社庙或主要宫庙,能带动宗祠力量参与其中。

以上三点缺一不可,前者是信仰的动力或动机,后两者是维持和延续的保证,否则王爷信仰可能因为传承人不足而丢失了仪式,因财力不继中途而废,因重视度不足而边沿化。

附表4-1 九龙江口南北侧海沧与港尾王爷庙一览表(略)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之“代天巡狩”词条,https://baike.baidu.com

[2] 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引自梁尔铭。论明代巡按御史的考察职权。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8):第16-20页

[3 肖勇。中国古代巡按制度。商业文化,2011:第12页

[4] 高一涵著,李红果整理。《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法律文化研究,2007(1):第572-608页

[5] 张廷玉。《明史》志之卷四十九之「职官二」

[6] 根据漳州台商投资区石美村田调资料整理

[7] 张廷玉。《明史》列之传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引自梁尔铭。论明代巡按御史的考察职权。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8):第16-20页

[8] 毛圣泰。论明代监察御史选任的五维建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第116-120页

[9] 陈瑛主修。乾隆《海澄县志》卷八人物志之「明进士」。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

[10] 宫庙统计资料,海沧四街道部分来自海沧廖艺聪、陈沧山先生的田野调查统计,港尾镇部分来自漳州龙海阮海松、江剑敏先生的田调成果,因笔者未实地考察和确认,表中信息仅呈现大致趋势,其中内容并未绝对正确,阅读和引用时请慎重,建议结合田野调查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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