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闽南第一江——九龙江，干流北溪与西溪汇合于江东后，顺流而东，于海门岛再与南溪并流，从而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九龙江。北、西、南三溪合流，唯独不见东溪？打开地图，东溪呼之欲出，近者由嵩鼓海峡往上，溯杏林湾而至集美苎溪，远者由金厦海峡穿同安湾以至东、西溪，二者或即广义上的九龙江东溪。而此四溪所构成的九龙江入海口，即明代的圭海（大月港），今日的厦门湾。

宋代的泉州刺桐主港区，散布于由晋江与洛阳江所构成的大河口（或称海口更贴切），天下番舶入港，皆以河口南岸石湖的六胜塔为航标。到了南宋时，为了让远道而来的船只更早看到泉州，人们又在六胜塔以南的宝盖山上加建了姑嫂塔。至此，双塔所构成的内港与外海双航标，共同成就了东方大港的宋元繁荣。

而承接刺桐余光与衣钵的九龙江口，是否也有这样的航标配置？不仅有，而且也是两个：南太武山上的延寿塔与圭屿上的圭屿塔。更巧合的是，六胜塔和姑嫂塔皆曾名“万寿塔”，而延其余韵、继其光辉的后来者，竟以“延寿”名塔，似冥冥中已有注定。

与六胜、姑嫂一前一后相同，九龙江口的航标也有先后之分。根据南太武山上尚存的石刻文字，延寿塔或首建、或重修于南宋绍定五年（1232）。而圭屿塔，则迟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方才完工。延寿塔可视作九龙江口漳州港的滥觞，而圭屿塔则是漳州月港的高光时刻。

自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以后，福建一跃成为南宋的经济、文化大省。因应泼天富贵及赋税改革的到来，福建山与海之间均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寇乱，而福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基本与弭寇的进度和力度保持一致。于福建上四州山区，自乾道五年己丑（1169）、六年庚寅（1170）起，“群盗蜂起，放兵四出，流毒甚广”；于下四州海滨，绍兴初朝廷控御有方，海道无虞，然开禧军兴以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海贼日趋猖獗。于是从乾道八年（1172）到淳熙十三年（1186），泉州先后遣调驻漳泉禁军——左翼军新建了永宁、宝林、法石三大水寨，加上由泉州土军设置的小兜、石湖、围头、宝盖等巡检水寨，共同构成了泉州坚若磐石的海上防御体系。而同期的漳州九龙江口，却只有中栅寨一处土军水寨，防御力量可谓薄弱。

嘉定末年（1217~1219），据泉州知州真德秀奏报，驻漳泉左翼军联合同安烈屿、晋江岭兜、漳州等地方海防力量于漳州海面联合击溃了“温艚贼徒”，捕获海贼数百人。由是，漳州海防问题逐渐为朝廷所重视。绍定三年（1230），漳州知州李勋奏请仿泉州例，拨左翼军于九龙江口北岸的濠门建置宁海寨，“将官一员，部本戍七十人居之，造巨鳌、大鹏船，以便警捕”。宁海寨之设，并非纯粹捕盗而已，其址选在漳州郡城出海口唯一的海贸收税重镇“海口镇”，主责便是保护海贸的安宁，否则与中栅寨咫尺之间，管辖范围大有重叠。

南宋时期的九龙江口，厦门岛尚未规模开发，月港也处于围埭造田的孕育阶段，具备外贸型工业基础的沿海地方主要为灌口、集美、同安、翔安等原同安县辖区，以及海沧、角美等龙溪县江北区域，这里拥有规模宏大的造瓷工坊和盐场，如外贸明星产品珠光瓷即产于同安，占据漳州五分之三的盐场和盐产量出自海沧（五大盐场绍兴年间年产盐一百八十万斤）。

苎溪以东的产品，多从同安县城码头出口，或经陆运送达泉州湾；以西则经由海沧的海口镇完税后，直接登上南下的大船，或者转运至某个枢纽港。尽管该时期九龙江口的贸易量并未出众，但作为漳州和同安最重要的外向型口岸，海口镇已然是与泉州石井镇齐名的商埠。故而，于此地设置宁海寨，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海口镇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出入九龙江口的船只也日渐增加，于是，一座属于整个九龙江口的航标塔呼之欲出。绍定五年（1232），几乎与宁海寨的建置时间相同，奔小康的漳州终于在九龙江口的制高点南太武山上，建置了属于漳州的第一座航标——延寿塔。

进入元代后，泉州在几乎没有受到损伤的情况下安然度过了朝代更迭，而漳州作为宋朝遗老抗元的重要阵地，贯穿整个元代，纷纷乱乱未曾有过太平。经历了百余年的持续战争洗礼，明代漳州人渐渐养成了重义轻生的性格。特别是经过明初休养生息之后，漳州沿海人口暴增，食不果腹、寝不安席，漳州人便开始尝试着重拾贩海的求生之道。于是，突破海禁，驰骋海洋，竟成了明代漳州人的日常。

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九龙江口一跃成为明朝最大的民间私贩基地。有别于官营码头选址深水港的传统，九龙江口的货运码头往往深入到大陆河道内，或者隐蔽在茂密的红树林中。他们往往把大船停泊在海岛或海中央，由小舢板不厌其烦地转运物资上下船。作为隐秘进行的“走私”行为，这种方式能有效防止被官军追捕和溯源。待到隆庆开海后，漳州人仍延续走私的传统，仍将交易的基地设置在浅海的月港，只是为了方便，他们将大船停靠在具备深水条件的圭屿和海沧（原海口镇）。嗣后，大船就近转至厦门岛的曾厝垵海域候风出航。如此一系列的变革，也使得厦门岛在月港贸易中获得了参与权和适当的分配权。

故而，当人们希望为大月港营建一座新航标塔时，周起元所提出的圭屿便成了各方势力最折衷的选择。于是，一座以民间贸易起家的月港航标，就此面世。

圭屿塔的建成，不仅仅是月港贸易走向巅峰的象征，更是漳州士绅深度参与帝国政商活动的风水塔，它在那个时代漳州人的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分量，就像撑起明朝人的脊梁骨一样，坚韧不拔。然而，经历了清朝战火及迁界的荼毒之后，随着圭屿塔的倒塌，漳州人以及漳州人的贸易也随之湮灭。随之而来的，则是厦门港的崛起：由民间主导，转为官方运营。

厦门港的成型，是军事与商贸共同作用的结果。月港浅海贸易只是明代禁海背景下的产物，由海港取代河港是大势所趋。

尽管清初中期，厦门港拥有无上的地位和荣耀，但却迟迟未见有新的航标面世。究其原因，盖厦门岛弹丸之地，其入港之险、之重，均不在厦门，而在同安县治下的金门，以及漳州治下的海澄。若要建塔，非假道漳州和同安不可。显然，以厦门当时的权限，还远未及此。寻得一有力者，跨越府县的行政限制，联络官民多方，共襄其事，才是厦门港建塔的瓶颈。而如此巧合的人，却迟至道光年间才出现。

道光三年，松江府华亭人许原清由代理福清知县升任同安知县，不到一年即因业绩突出调任福州粮捕通判，继而于道光六年以蚶江通判的身份随闽浙总督孙尔准率兵平定台湾李通之乱。事成之后，许以功升同知衔，道光七年得补厦防同知。道光九年，转任漳州知府，就此，许原清完成了同安、厦门和漳州两府三地的履历闭环。也就是初任漳州的这一年，许原清终于得偿所愿，正式启动了厦门湾航标塔的重修工作。这一次重修，是九龙江口航标史上值得大书的盛事，太武山巅延寿塔、圭屿上圭屿塔两座不同时期不同作用的航标塔均得到重建、重修。据收藏家陈国辉所拓《重修海澄太武山延寿塔记》载，许原清有意重修延寿塔，而“漳之人士佥请与圭屿塔同鼎新之”，于是许知府便与方观察、唐镇帅共同倡议，由海澄知县沈仕恒“访基止，量事期、计财用”。道光十年，历经近一年的建设，二塔正式竣工。需要特别点明的是，延寿塔的重修资金大多数来自厦门的商绅，此役可谓是漳厦官民协作的典范。

可惜的是，就在双塔建成约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厦门口岸被迫开放，中国传统的航海技术很快便被西方人带来的新技术所取代，高耸云间的塔瞬息就失去了传统的航标作用。而失去了学而优则仕沃壤的读书人也不再登高望远。新时代的到来，为这两座时刻浸润在盐湿海风中的高塔画上了命运的句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塔慢慢倾颓、破败，直到无人问津。而时至今日，在双塔原址之下，一座座跨越漳厦两市的码头，已然合并一体，同向奋进，在他们的前进方向上，不知道会不会也有一座延寿塔或圭屿塔，等待船舶们的归航呢？

参考资料：真德秀《西山文集·论闽中弭寇事宜白札子》、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八·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叶廷推《海澄县志·卷十七》、廖刚《高峰文集·卷五·议盐法申省状》、《内自讼斋文选·卷十·诰授朝议大夫华亭许君墓志铭》

※附《诰授朝议大夫华亭许君墓志铭》：

道光十五年冬，华亭许君卒，讣至厦门，士商设位以哭。余为挽诗八章，述君生平，兼表余两人相知之雅，以纡余悲。明年夏，其子仲威将扶榇归，寓书及状，乞为铭幽之文。曰：卜地未可知，愿先赐之言，俾不孝得匍匐就理。仲威有俊才，幼为擘窠书，研经史，能文章，年未十六，遽遭大故，余惧无以成之也。今读其书，而事能知豫，亦可见其知自树立矣。

谨按许君讳原清，字本泉，一字少鄂。先世居汴梁，明迁松江，为华亭人。曾祖绍仁，赠承德郎。祖坤，父宝树，母张氏、屠氏，皆以君官，赠奉政大夫、宜人，晋赠朝议大夫、恭人。昆弟二，兄懋椿，试用训导，君居次。幼从父皖江幕府，习法家言。后叅抚臬幕中事，为巨公所赏，章疏皆出君手。有国士目，就职通判。

道光元年，分发来闽。总督赵文恪公知其能，命鞫案，多平反。谓君居心公恕，必昌其后。

明年，摄福清县事，榜讼棍恶徒名于衢，拘其尤者二人，荷校庭下，使旦夕观已听断。二人者愧服，讼为之息。罢催科丁役，输赋者纳无后。调署同安县事。同安民好称难治，君先立条约，责族正副约束。初至，有某者，父被杀，越数日，始赴控。问故，云：贫不能具验礼。君疾驰验之，禁毋得受民丝毫，获正凶，当场判决，并谕某不必再入城。母子感泣。会日暮，宿庙中，母子走数里，执只鸡、米升许，供餐。君却之，不可，偿以银，俾资埋葬。富人林虞弒父，贿族邻不报，廉得之，置之法。浚城中沟渠及铜鱼池，俗称八卦水，朱子为主簿时所凿者。君在福清仅数月，在同安不及年，其措施已如是。去之日，民皆焚香遮道以送。

四年，署福州粮捕通判，在省审案。今云南巡抚萧山何公，时为福州府，倚君如左右手。凡行省大案，皆决于君。

五年，补蚶江通判，条陈海口台运利弊数千言。其大旨曰：裁口费、恤商艰、杜规避、严丈尺、稽次数，皆切中时要。

六年夏，台湾彰化贼李通焚掠及嘉义，总督孙文靖公亲率兵五千东渡督剿，以君从。抵鹿港，时闽粤分类械斗延及淡水二百里内，悉遭蹂躏。孙公曰：乌合者日众，非用兵不可，用兵恐多诛戮。君曰：宜示区别，以安民心。嘉、彰之乱，由闽人劫粤人，其焚抢者盗也。淡水以北粤人，为嘉、彰创甚，自防遂反攻，意在报复。其焚抢者鬪也。宜先盗而后鬪。孙公然之。命君研鞫所获犯首，戮彰化著名凶盗、人共切齿者陈进、洪泉辈六人。民乃喜曰：总督诛盗，吾属无忧矣。凡爰书所定七百余犯，皆君审拟，轻重如例。事定，奏闻，以同知直隶州用。

七年，补厦防同知，调署福州府事。会回疆张格尔军事竣，军中曾用遣犯击贼，有功者给功牌顶戴放还，闽犯计一百余人，沿途骚扰，携掠幼孩。君白大府曰：若辈皆漳、泉积盗，免死戍边。今恃功骄横，必不安里闬。倘匪徒效之，大不便。且中途已犯法，请追夺功牌顶戴，安插上游诸县。大府入奏，允行。

八年，回厦门同知任。有吴衮者，贩洋至越南国，遇佛兰西夷船遭风破，附其舟来粤，衮利其赀，夜杀十二人于老万山外洋。一夷跳海附木免。赴粤控诉粤东大府，以事关外夷，奏请敕闽省获犯解审。君初抵厦门，风闻之，不待檄，追获盗首从犯五十余人、夷货二百余石。檄至，解粤伏诛。

九年，署漳州府事。积案未结者，摘传原、被一二人讯剖，各平其意，案皆结。谓所属曰：此即所以清械鬪也。漳浦县鬪氛尤甚，各村筑土堡，藏铳械，辗转相仇杀。君为社规四则、禁约八条，亲往晓谕，不逾月，土堡尽折。浚府治沟港，建太武、圭屿二塔，修丹霞书院。

十年，回厦门任。值巡道倪公卒，代行道事。经理其丧。军船未竣工者，竣之。未三月，复署漳州府事。获巨盗王七娘、徐保，正法，盗贼敛迹。明年，修城垣，其二塔、书院皆落成。

十二年，还厦门。时余方分巡兴泉永道，驻厦门。见士商欣欣然喜君至。君至帖然，亦无所事。除仓廒、台谷积弊，裁规费，立石示禁，浚沟渠，治道路。余问故，君曰：秽恶所积，水道淤塞，犹人身脉络不行，必生疫疠。王政所重，故某所至，首事焉。夏，台贩不至，米价翔贵，余发义仓榖平粜不继，君劝捐賨钱九千余算，设四厂，选绅士公正者主之。买米循环减价粜，价平，以余银七千五百余算买谷四千石，别贮于仓，曰「义谷」，以备荒。议规条，上大府，勒捐输者姓氏于石。君勤于听断，事至立剖，若无难者，民皆称快。因名其署后园亭曰「快园」。自为之记。余暇就君讲求律令，游山林，酌酒，赋诗。君时有归志，极言三泖之乐，属汪君志周绘箕山归隐图以见意。偶感疾，具牒乞解职，不许。会得台湾张丙戕官之警，厦门为渡台正口，日夜筹备兵船，运济银饷，接递羽檄，遂不敢复请。陆路提督荷泽马公，以兵二千，自厦门渡。按察使满洲凤公，驻厦门策应。寻总督歙县程公抵厦门。君巨细具备，咄嗟立办。目不交睫者累月，后从程公东渡。

十三年正月，至台湾郡城，时张丙就擒，余孽未净。凤山粤人李受，假义民旗，与廖芋头纠生番杨石老二乘间攻阿猴、阿里港诸闽庄，焚烧杀掠，惨毒殊甚。男妇被难奔郡城者千八百余人，筹抚恤。钦差大臣、将军瑚公至，会同程公督办。以君曾襄台湾军事，多垂询，乃陈事宜十二条。获李受诸贼，交君讯拟。又委办北路詹番婆抢夺之案，随至淡水。君叅赞军事，午夜不得息，目生眚，鬓发为白。事平，赏戴花翎，以知府即补。是年七月旋省。

十四年，署兴化府事。获积盗胡积母、匪徒李照与其党三十余人，解省。秋，调省勾稽内地军需报销事。

十五年二月，回兴化，重建贤良、节孝诸祠。先农坛成。三月，兼粮捕通判事。值亢旱，溪水皆涸，步祷烈日中，为文自责。雨，民皆感泣。六月，调省勾稽台湾军需报销事。卸兴化府事。兼委鞫案。卯入，酉归。簿书填委，漏三商，犹秉笔治官书，积劳成疾。十二月十三日，偶感风寒。十九日，卒。年五十。卒之前夕，梦呓中犹曰：某案、某案当讯，释若干人，不及私。

君性明敏，镇静有谋，耐烦剧，勤于治事。历任大府，无不器重君。要案、大案，皆相属，日以十计。两旁吏人雁鹜行，以卷牍进，人犯跽中庭，君目察、耳听、心决、手判，不自休息。或劝之，君曰：一狱待质，少者十余人，戚友觇视者倍之，淹一日，多受一日之累，伤财失业，民其怨咨，吾何敢逸为？西渡台湾，襄赞军事，亦如之。人方期君以大用，而君病不十日以卒。惜哉！君与兄友爱，官兴化时，迎养于署。宗族孤寡，岁寄养赡。子弟能读书者，资膏火、敦交谊。寒士乞荐馆者，无不应。又建丙舍于横山先茔，买第宅为归计。着有袖石斋诗文稿四卷、皖江佐治录六卷、闽海学治录十二卷。配孙氏，赠恭人。继配侯氏，封恭人。子二。长锡，生年十二殇，次即仲威也。女四，长适仁和候补布大使钱坤，次适无锡候选从九品孙赞善，次未字，季字青浦陆宗郑，长与季皆前卒。今归卜地于某山某原，将以某年月日葬。

其友富阳周凯为之铭曰：

吾与君之交也以心，而知君之宅心。惟忠与恕兮，不刿、不嵚。若恐不当兮而为之也骎骎。善人有后兮，知天道之非暗。吾铭尔幽兮，愿尔子之克任，以光厥祚兮，其壬、其林。千秋万世嗣德音。

清腴简要，于欧志为近。故不见其繁，惟见其洁。铭词深厚。（高雨农）